第十二章 魏淮波身世
那天晚上，郑雅笠一夜没有合上眼，他从先前对魏淮波的醋意、嫉意和恨意，变成了对他的怜悯。他现在才看见，表面上风光的亿万富翁，一个腰缠 亿贯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在中国被地方官员残酷地剥削和压榨，说的更为透彻一些，是被敲诈勒索，事实上是被强迫索贿。而且，还有嘴说不清，可能面对牢狱之灾！但是，作为一个涉事尚浅的年轻人，他很难设想，在中国复杂的政商关系之间，难道商人就很干净？进一步，一个干净的商人，又怎么在那样的环境下做生意？
接下来的一周，郑雅笠看他们的目光也完全不像先前那样了，他看见他们一行人心里都有事情，整天心事重重，目光阴郁，象一帮丧家之犬。
离开多伦多的前一天， 也就是 2012年9月初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天，正好是魏淮波一行来到多伦多第三周的星期天，魏淮波请大家在市中心靠近湖边的外滩大酒楼吃了一顿饭。席间，帮魏淮波夫妇在多伦多买房的远房堂哥魏淮建也来了，还带来他妻子和女儿。郑雅笠听杨馨月多次谈到此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今天见面，感觉的魏淮建夫妇及女儿人都不错，属于正派老实本分勤劳致富的知识分子一类人。
吃饭过程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魏淮波和他的远房堂哥都在旁边一张沙发上坐着谈事情，还时不时地把杨馨月叫过去交代一些什么事情。
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郑雅笠见到杨馨月也和她老公一样，心事重重，便不免心生恻隐。郑雅笠很单纯，属于那种爱憎分明的年龄，必定两人有肌肤之情，心想,自己是一个北京纯爷们儿，哪有在这种事情面前退却躲闪装孙子的道理，如果现在但凡有什么些许的能力相助，一定拼死相帮，自己才不愧为一个站着撒尿的主儿，便在心里暗下决心，要把杨馨月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想到他们的事情很快会涉及到司法官司，必然和中国的公检法机构有很多的事情，再想着自己的爸妈，整天的工作，就是和公检法机构的人打交道，尤其老爸那些每年毕业的博士生，很多都分配到中国各个省市公检法重要机构，便想在这方面通过自己爸妈的关系，在关键的时候，去帮助杨馨月。那时，虽然郑雅笠刚才多喝了几口苏格兰威士忌，无形中助长了他要奋不顾身地去帮助杨馨月的愿望，但是，他还是按捺住自己的冲动。他想到自己的老妈，她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作为研究员整天的工作，就是用各种仪器,来对那些千奇百怪来自全中国最复杂艰深的作案现场证据的鉴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家里就耳濡目染，况且，自己还是个福尔摩斯迷，所以，不用教，他也知道，破案的关键是证据链。那么，什么是证据呢？所谓证据，就是人证、物证、书证等等。自己老妈的工作，就是用科学的手段，对证据链里边那些物证，那些类似于什么指纹、脚印、信笺、子弹、作案工具、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进行鉴定。想到这些，郑雅笠借着酒劲，起身把杨馨月叫到一边，对她说，他知道她老公在国内出了事情。当时，杨馨月满脸的惊讶，问他怎么知道的。郑雅笠便把那天在黑湖湖景别墅底楼，他和她打乒乓球时，自己出去撒尿，听见楼上她老公一帮人谈话的事情告诉了她。并且说，根据他的理解，他老公有麻烦，但是，肯定是冤枉，被当官的人欺负了。并告诉杨馨月，他想通过自己的老爸来帮助他老公。又说，叫她告诉她老公，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尽快地搜集对他们有利的证据，尤其是银行行长，市政府金融部长的那些借条，以及整个事情发生过程中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并请他们将这些证据千万保存好。以便事情严重时，作为司法证据来处理。听郑雅笠那样讲的时候，杨馨月面对自己面前的年轻人——自己的情人——顿时大为惊讶，一来感动，二来觉得，他还是个乳臭未干、涉世甚浅的孩子，内心里根本不太相信他能够帮什么忙，但越是这样想的时候，就越是感动，心想，自己和他的关系，无论年龄和身份，虽然暧昧和混乱，但难得的事情时，这样的时候，他竟然想出手来想帮助自己，真是烈火见真金，患难识人心，便不免感动得潸然泪下，继而涕泗涟洏，嘘唏不已。她在感动之余，本想抱住郑雅笠哭天泣地抹泪一场，但身处饭局，便赶紧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来，将流到腮帮子的眼泪揩擦干净，不停地点头看着郑雅笠，泪眼里尽是感激之情，再伸出食指来，封在自己紧闭的嘴唇上，示意郑雅笠自己知道了，但是，现在不方便说话。两人随即匆匆回到饭局上，强装笑容，回复到先前的状态。
当天晚上，杨馨月告诉魏淮波，说她在这边一个很好的朋友，在警政大学认识一个教授，那个教授有很多学生在各地公检法机关，她可以让她的朋友通过那个教授帮忙。至于能够帮忙到什么程度，她自己不好说，只有看事情的发展来定。但是，现在，魏淮波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尽量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什么签字画押的那些借条，双方谈话的文字记录，双方签字的合同文本等等。杨馨月并没有对魏淮波谈及自己的朋友是郑雅笠，因为他怕他多心，怀疑到她和郑雅笠之间的关系。晚上熄灯后，两人躺在床上，魏淮波告诉杨馨月，他手里有市政府金融部陈志远部长和周良德行长的几段谈话录音，是他让张才让在他和他们谈话时录下来的。现在，他们将那几段很关键的录音都存储在了好几个U盘里。事情如果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他们会把那些录音送到法庭上。但是，都是杭州地面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要在那里讨生活，他还是希望自己和陈部长及周良德行长之间保持一种正常的关系，不想把事情弄到两败俱伤的地步。如果真的弄到那步田地，吃亏最大的还是自己。因为，人家是地方政府官员，自己是老百姓，虽说手里有几个钱，但是，论社会地位，远远不是别人的对手。同时，反过来说，他们自己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没有，在很多事情上，被逼无奈的行贿还是有的，产品以次充好的事情也存在，特别是大项目的铝合金门窗等的安装的时候，几十上百万的产品，根本不可能全部自己生产，充当二道甚至三道贩子买些产品来，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类似这些把柄，对方也可以叫他们的人，抓住自己的辫子，往死里整，所以，那些录音是不会轻易出示的，除非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魏淮波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1941年1月，汪精卫政权于南京市中山东路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并在全国主要大城市设立分行，魏淮波的父亲魏资远曾经是中央储备银行杭州分行的一个副行长。解放后，作为新政府的留用人员，仍旧在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工作，但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十里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最后饿死在那里。之后，魏淮波母亲江金娣也在自然灾害期间得了水肿病而死在家里。从此，魏淮波和姐姐魏淮兰被父亲的大哥一家收留，从此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文革期间，魏淮波更漂流四海。之后又是下乡当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到淮北农村。但是，魏淮波不是一个自甘寂寞之人，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商人的精明，和金融家对金钱的嗅觉。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时，他也回到了杭州，并进入一家机床厂当学徒工。然而，他并不安心呆在机床厂里当学徒工的命运，很早就开始在社会上做起来投机倒把的生意。19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在那时，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倒爷、恢复高考、交谊舞、包产到户和邓丽君的软绵绵歌声。江浙及上海，和广东沿海一带，自然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地方，魏淮波和他的一帮不甘寂寞的年轻人，就开始到处东跑西窜，做起了投机倒把的生意来。在他的一帮发小的鼓噪之下，他从工厂里请病假出来，作为一个小喽啰或马仔，加入进了他的一帮朋友的团伙，从广州、珠海，甚至直接到深圳沙头角口岸，倒腾从香港新界那边弄过来的日本录音机等物品，很快，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运输链。他们通过汽车、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开始把几百上千台的录音机、打火机、皮带、太阳镜、香水、化妆品、提包，甚至海外发达国家的旧衣服等等，通过深圳的中英街口岸、珠海的拱北口岸，以及福建、浙江沿海等地走私批发地点，成批地运往杭州、温州、宁波、上海，甚至长江沿岸城市南京、武汉及重庆等地。
1983年秋天的一天，他正在从广州开回到杭州的火车上下来。刚到杭州火车站出口，就见到自己的一个小伙伴上来，把自己引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立刻伸手递给自己一张前往上海的火车票，再递给自己一张纸条，上边写着一个地址，叫自己赶紧乘下一班火车前往上海，到纸条上的地址躲起来。当魏淮波按照那个地址去到上海，住进纸条上一个僻静里弄的木板房时，才在收音机里听到“严打”的事情，并知道全国的公安机关已经进入收网阶段。两天以后，又有人来到他住的地方，才知道，他的三个同伙，一个上司，都已经在严打中被逮捕，并立刻被悉数执行枪决。听到这个消息后，魏淮波当时就吓瘫在了床上。之后，他四处逃窜，东南西北辗转四五个城市，昆明、哈尔滨、太原、乌鲁木齐，时间长达三年，他漂泊在外乡躲避风头。最后，他一直呆在新疆乌鲁木齐，在那里一个木材加工厂里当临时搬运工。因为怕死，本来，他打算就在乌鲁木齐了此一生了。但还是憋不住思乡的情绪。一开始，还给在一家旅馆里工作的老婆通过几次电话。后来，老婆告诉他，旅馆那部电话，因为是长途，经常被公安局监听，于是，他就再也不敢给家里去电话了。那个时代，老百姓家里也都没有电话。所以，他只有和杭州一个朋友约定三个月一次，在固定的电话里，用简短的暗语通话。那时，因为他离厂半年时，没有回厂去打报告，就已经被工厂除名。事情再过一年后，他在电话里知道，自己的老婆，竟跟一个广州常到杭州来搞贩运的住店旅客跑了。好在他们刚结婚不到两年，也没有孩子，所以，跑了就跑了，他只有在木材加工厂那个工棚改装的单工宿舍里，摔盆砸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一场而已。三五个月之后，把她彻底忘记，竟和一个维吾尔族的女孩好上了。这样，直到完全彻底的风平浪静，他才回到杭州，并公开露面。
回杭州时，他和那个维吾尔族的女孩已经分手。所以，那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彻底的两无人员。既无家，又无业。当然，幸运的是，还剩下一个户口本。至于公安部门为什么没有追究他，一方面，1983年的“严打”，实际上在政府内部，也是觉得做得有些过头，并非依法治国，所以，在后来“严打”的扫尾时，也就蜻蜓点水，走走过场而已，并没有对很多的遗留问题死缠烂打，一查到底。另一方面，魏淮波在当时那一帮所谓的“投机倒把犯罪集团”里，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主要干将，更不是幕后策划，他只是一个敲边鼓的，刚刚入伙的小喽啰，只轮得上干些马仔才干的上车下车卸货的营生，里边赚了钱后分大钱的事情，还根本轮不到他。甚至，实际上，连团伙里边的名单上面，都没有他正式的名字。只是事情发生后，他被吓破了胆，流窜得太快太远了而已罢了。所以，他在风平浪静回到杭州后，政府并没有来为难他。而社会上，实际上也早就已经忘了，中国还发生过什么“严打”的事情。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魏淮波的胆子，一方面而言，似乎也已经吓坏了，每次想到他那个上司和两个同伙被枪毙的事情，就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特别小心谨慎；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似乎胆子变得更大，心想，事情无外乎就是那么稀里糊涂，整个中国，在那个时候，就叫做一个毫无章法；所以，在那样的混乱世界里，有些人是糊里糊涂地发了财，另外一些人，则是糊里糊涂地倒了霉。当然，最倒霉的，就是俗称“撞到枪口上”。“严打”的时候被政府逮住的那些家伙，就是典型的被“撞到枪口上”，严重的，就被点了天灯，掉了脑壳，敲了沙罐！ 躲过了“严打”的家伙，有些已经发了大财，就叫做当时很流行的话，“撑死了胆儿大的，饿死了胆儿小的。”
具体到现在的事情，魏淮波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对于最坏的结局，自己也想破了脑袋，觉得自己太冤枉，向银行贷款，原来实际上是部长和行长想借自己的名义，他们去搞钱，这样的社会和政府官员，还有没有王法？再想想自己父亲的不白之冤，自己父母的相续去世，又想想在“严打”中， 死去的那三个冤死的家伙，那三个从小一块儿长大的高年级同学，那么活生生的几个人，不过就是借钱到广东去买东西，再运回到浙江来贩卖，赚的不过就是些运费和劳务费的辛苦钱，要是事情在今天，他们算是犯了什么法呢？一点也没有犯法呀！怎么就关进去了呢？而关进去了，怎么也没有经过什么审判、判决，就拉到刑场上去枪毙了呢？那个刑场，实际上就是郊区的一个坟场，每年清明节的时候，杭州城男女老少都有很多人拖家带口到那里去烧纸钱，现在，想起那三个当年还活生生的小伙子，就那么莫名其妙地被枪毙了，被警察点了天灯？直到今天，他都还清清楚楚记得，他们离开这个人世的前两个礼拜，自己还和他们几个一道，在广州一家酒店吃饭。那时，大家喝了茅台酒，还在一块儿唱歌，多么青春年华的日子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他们不单是没有了少年，连TMD小命都丢掉了啊！现在想起来，真的，他们就是那么一下子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今天，自己想起来，都觉得那件事情好像没有真实地发生过。所以，当自己躲在上海那个肮脏破烂的里弄里一间简直就是叫花子待的房间里，听说他们被枪毙的事情后，那种害怕和当时全身控制不住的颤抖，一直延续了好多年。因此，直到今天，自己就落下了那么一个可怕的惊惧症，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那就是一种叫做“心理创伤后遗症”。具体的表现就是，稍微有些什么惊扰，自己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身体瘫软，全身虚汗，好半天不能够自持。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命啊，真是老子《道德经》里说的那句话哦，那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呀！想到这里，魏淮波心里暗自横下了一条心，那就是，他决心，“老子就是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
那晚，魏淮波躺在杨馨月身边，想起这个比自己小30岁，嫁给自己的时候才19岁的女人，还很快地就给自己生了个儿子魏航，老来得子，自己对这个漂亮的女人更是爱到了极点，看见国内的乱象，担心总有一天会出社么问题，不如象很多其他的商人一样，在国外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于是，自然就将杨馨月弄到了加拿大。他再想起自己躲在乌鲁木齐第二年，就和别人跑了的第一个老婆，那个旅馆的服务员，他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波三折，总是时运不济，没好几天，就又是灾难。那样想的时候，再次横下了一条心，那就是，如果自己死定了，那，此仇必报，你们不能得了钱，还要别人替你们顶雷，而且，是让别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去坐牢，来达到你们的目的。TMD，都TMD是人，凭什么你们就那么把人往死里去欺负？那样想定了之后，他就再次死了心地不再多想了，然后安然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