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记忆与光明的期待

——川沙长篇小说《阳光》中的自审式沉思及其意义

原载美国《中外论坛》（East West Forum）双月刊杂志 2005年第6期及2006年第1期

二、苦难仇恨与良知觉悟的连体婴儿

川沙对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通过《阳光》中的主人公形象“秦田”得到了全面体现，实事求是地说，秦田这个形象十分复杂，充满着内在的矛盾性，不是一个特别好理解的角色，但是，如果不用心理解秦田这个形象，就无法理解川沙的艺术用心与创作意图。尽管《阳光》运用了多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不过，从根本上说，作品主要还是坚持历史现实主义与文化批判主义的立场，这是由作者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认知决定的，其中，体现了作者正视人性的复杂性的精神意图。

从根本上说，川沙通过探讨一个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的青年的精神生活与心理世界，一开始就把主人公置于“生存还是毁灭”的境遇之中。如何面对苦难，如何面对死去的亲人，如何面对为了自己的家庭而死去的友人，如何面对受难者的遗孤？显然，主人公一时找不到正确的坚守，内心陷于巨大的迷乱之中，宗教不能平息他的痛苦，爱情不能平复他内心的创伤，留学的成功也不能消除他内心的仇恨。他不能忘记那些“恶人”，而且，只要回忆恶人制造的恐怖事件，他就夜夜难眠。川沙就是要揭示这样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的态度是客观的冷峻的，没有充满主观理想的乌托邦构想。应该说，作者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构建，深刻地揭示了秦田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是由苦难记忆构成的，充满了对苦难的质询，对世界的迷惘，对现实的愤怒，对恶者的仇恨。

“苦难”构成了川沙《阳光》的最沉重主题，不仅如此，苦难，还是作者的内在叙述线索和情节发展动力，仿佛没有对苦难的认知，就失去了叙述的意义。苦难总是具体的，每个人的苦难各异，每个家庭的苦难、每个社会的苦难、每一文化的苦难皆有不同，所有的苦难又构成了民族的苦难乃至人类的苦难。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苦难”。尝试如何摆脱苦难，人类才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智慧、宗教智慧、人文智慧，诚然，人类的智慧缓解了生命的苦难，或者构成了苦难的拯救途径，但苦难自身永远与人类相伴，这是人类最恐惧最艰难的体验。一个苦难消解了，更大的苦难等待着人类，苦难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致命疾病。

不过，在这里，我丝毫没有为苦难的“应当性”辩护的意图，因为人类虽然充满了苦难，但不同的苦难应该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苦难是可以避免的，尤其应当重视的是：“人为的苦难”或“社会的苦难”必须审判，川沙的《阳光》就是为了对人为的苦难进行审判。 人为的苦难或社会的苦难是人自身造成的，这些苦难本身有可以避免的方法，因为在人类初次经历苦难时，我们可以原谅自身的野蛮，但是，在明白了苦难的根源之后，如果我们再次陷入人为的苦难之中，就要审判“罪恶的制造者”，不能让罪恶者永远趾高气扬。人类的“社会苦难”与人类的“自然苦难”不同，社会的苦难是由人类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疾病决定的，这就是人类的贪娈、无耻、残忍、暴力、欲望、邪恶、不公造成的。社会的苦难是人与人的斗争形成的，而不是人与自然抗争的结果，尽管人与自然的斗争，也在不断给人类造成苦难，但是，自然的苦难与人世的苦难有着根本区别。如果是人类的行为造成的人间苦难，我们就应该警惕，当然，自然的苦难本身，我们无法避免。

我们要避免的是“人世的苦难”，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人与人之间的邪恶、人与人之间的残暴，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不平等造成的“历史现实苦难”。川沙的《阳光》之积极意义就在于：对“人为的苦难”，说得具体些，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苦难进行深度反思，问题就这样自然形成了：“这是怎样的邪恶？这是谁造成的邪恶？” 对于秦田来说，他经历了苦难，体验了中国社会仇视带来的罪恶，故而始终陷入苦难与黑暗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痛苦。作者的用心之处在于，秦田外表看起来，那么英俊，那么富有诗情与才华，那么充满活力，然而，在这个美丽的表象之下，却充满着不为外人所知的恐惧记忆和黑暗体验。摆不脱的苦难，精神的负重，良心的拷问，对世界的怀疑，内心的愤怒，无尽的仇恨，这所有的一切压迫着秦田的内心生活，这就是川沙所要正视的生存事实，这就是他要拷问的人世灾难的根源。 按照小说的艺术发展线索，秦田在自由的法律世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一个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我们从正常的心理入手，可以有怎样的精神期待？在小说中，这个富有才情与生命活力的人，很轻易地得到了人们向往的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岗位，也轻易得到了人们渴望的最美好的东西：爱情。伍芬这位来自台湾的文学博士候选人，在结识秦田之后，就疯狂地爱上了他，这是一个充满着友爱，充满着美丽，充满基督救世情怀的女青年，她为秦田的才华所折服，试想，人们有了这样的真爱应该是怎样的幸福！但是，秦田没有办法享受这样无邪的爱。

伍芬自然无法理解秦田的夜夜梦魇，但她相信，通过基督教的洗礼，会治疗秦田的精神疾病。这表面是一个爱情事件的叙述，内部则是意志与意志的交锋，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应该说，作者的思想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按照我的理解，他似乎基于三个精神层面展开秦田的内心生活：首先，他设想爱情能否拯救苦难？其次，设想宗教能否拯救苦难？第三，设想成功可否拯救苦难？但是，在这样的思想逻辑发展完成之后，作者的回答是：爱情没有拯救秦田的苦难记忆，宗教也没有拯救秦田的复仇意识，成功更没能抚平秦田的内心创伤。而且，作者含蓄地告诉我们，秦田的内心梦想，还是复仇，还是要清算历史遗留的全部的仇恨，让施暴者也体验被摧残被侮辱被损害的滋味，用他的话说，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样，就显得有很强的悲剧意味了！秦田有着苦难记忆的世界，无法面对自由的生活，还不得不背负良心的重担；他摆脱不了心灵的苦难，也摆脱不了他那良知本能告诉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由于作者熟练地运用着对比叙事的艺术，因而，“对比叙述”构成了作品中强有力的思想力量，几乎无处不在的对比叙述构成了川沙最重要的叙事手段。例如，爱情对苦难的拯救，他就选择了双重视角，一是伍芬的爱情对秦田的拯救，一是穆瑛子的爱情对秦田的拯救。无论是疯狂的青春性爱，还是对诗歌的倾情理解，无论是对爱情的执著坚守，还是一同返回台湾大学工作的遐想，秦田始终无法摆脱苦难的恶梦。

伍芬始终无法让秦田平复心灵的创伤，“那呼呼作响，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的恐惧记忆夜夜出现在秦田的梦魇中，那些有关梅姨的真实的记忆和变态的性遐想，那些有关穆瑛子父母的苦难记忆，一次次拥上心头，折磨着他那脆弱而敏感的神经。本来，爱情是可以拯救苦难的，是可以平复心灵创伤的，美丽的善良的女人是最好的救济良药，然而，这一切似乎更加加深了秦田的心灵负重。在爱情之间，他不期待思想的自由交流，结果，他对爱情的理解，似乎更多的是对苦难的共同承受，所以，由良知出发，他选择了穆瑛子，放弃了伍芬，因为在他那里，良知的呼声超越了才子佳人的琴瑟和谐理想。更何况，始终觉醒在历史的黑暗记忆之中并且无法新生的秦田，自然，与伍芬也不可能形成自由的美好的心灵交流。倒是与穆瑛子这个已经淡忘了所有的黑暗记忆与家庭痛苦，在共和国的土地乐观生活着，显得更加质朴善良的女性有机会拥抱新的生活，同时，由于秦田与她有着共同的对苦难的承担，经历过共同的苦难风雨，两者的结合显得更加符合良知要求，似乎更加符合作者要求记忆苦难的宗旨。这是一个始终不肯从历史苦难中走出来的人，在他那里，背负苦难，记忆苦难，为苦难复仇，要报答善良，就是他的最高选择。

从苦难的超越，又回归到苦难的复仇中，作为个人，不可能有幸福与自由，因为由个人来清算苦难，特别是以复仇和杀戮的方式来清算苦难，只可能陷入深度绝望，因为这意味着生命在复仇中毁灭。 爱情拯救不了苦难，那么，宗教能否拯救苦难？在秦田那里，好像显得更加可笑了，所以，当伍芬想带他到基督教世界中时，他总是排斥，总觉得好笑，总觉得这些过于理想，虽然，他也曾被宗教音乐和宗教仪式深深感动过，但这一切顷刻消失，他很快又陷入自己的黑暗记忆之中。作者在整个作品中安排了大量的宗教仪式叙述，也安排了大量的宗教音乐故事和歌声，但秦田始终与此格格不入。其实，秦田知道，他心目中最喜欢的梅姨是信仰基督教的，他所认识的许多有信仰的人确实具有高贵的灵魂，有着美丽善良的心灵，但是，他就是不相信基督教可以改造中国世界，他也不相信，罪恶与苦难，能在信仰中淘洗干净，他宿命地认为，在中国，只有选择复仇，才能得到内心平静。而且，他似乎识能不断地反叛这个充满着欺骗、虚假和谎言的世界。 那么，自由、公正、法律、科学、教育事业是否可以拯救苦难呢？显然，在秦田这里也是不可能的，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这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本身并不相信科学可以构造美好的世界，从《先锋男孩》这首主题诗中可以看到，科学正在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危险。秦田也不迷信法律和教育可以拯救世界，可以拯救苦难。那么，一切路都堵死了，只有选择复仇与绝望。

秦田成了一块顽石，一块被损害被侮辱同时渴望复仇的顽石。这是怎样的绝望，这是怎样的悲剧！这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个人苦难，如何面对苦难的大问题。 对于个人来说，轻易地忘记苦难，意味对罪恶与仇敌的放纵，这在很大成绩程度上就是不负责的行为，因为如果不清算罪恶，不解除仇恨，就是对罪恶的宽恕，也是对良知的背叛，那么，按照此一逻辑，就必须复仇，否则个体的苦难就没有终结。问题在于，他者如果没有罪恶的承担意识，没有忏悔意识，即使实施了罪恶，他也不愿担负对罪恶的处罚，甚至没有任何悔罪心理，而且有着更深的仇恨与更深的凶恶，你如何自处？在中国文化中，许多人沉陷罪恶之中，从未有“罪恶意识”，“罪恶”对于无良知承担的人，仿佛是随心所欲的表现。犯罪而能心安理得，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恐怖，然而，它确实存在着。既然施罪者无悔意，无罪责担当，那么，受罪者如果寻求复仇，施罪者亦有反抗的权利，这就形成了“永远的复仇”与“罪恶的循环”。他剥夺了别人的生命，但从未想过要赔上自己的性命。事实上，这个罪恶的清算本来应该是公正社会来完成的任务，任何个人施罪于别人，都是非法的，都是不公正的，这是自由法律世界的基本信念，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社会不去清算这些罪恶，那么，苦难承受者就永无寻求公正之日。这个复仇，是应该由公正的法律来承担的，由公正理性的社会来承担的，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公正理性的社会，只有等级尊严与官僚至上的价值秩序，那么，罪恶与复仇必须永远相伴。川沙虽然没有说明这层道理，但他的主人公的悲剧境遇，已经昭示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这甚至比哈母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的二难境遇更加令人恐怖。秦田背负着黑暗的记忆，内心总是渴望复仇，在他那里，复仇也是为了寻求公正，即让无辜的受难者灵魂安宁。但是，他复仇的正当性要求，国家法律没有承担，如果让私人承担，就必须陷入新的无穷罪恶之中，而且，复仇之后就一定有幸福快感吗？我们见到的情况是，用一生的幸福为代价，通过告状的方式寻求公正，结果，有的成功时，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有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成功还没有希望。

社会的公正如此难以寻求，这是怎样的恐怖社会，然而，社会现实确实充满着这样的恐怖。 秦田试图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肯定寻求不到“最终的公正”。个人的苦难只有个人担负，这个社会必然没有希望；个人的苦难通过个人的复仇来最终解决，这个世界就永远充满了恐怖。问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往往就是通过这些不正常方式构成的，等级社会和官僚秩序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没有权力或没有财富就会显得极其可怜。为什么人们要如此凶残？这难道就是一个“永远的人吃人的世界”，这难道就是一个永远不能盼望公正与爱的世界？当你面对秦田这样的苦难仇恨绝望而又富有良知的连体婴儿时，如何能不忧心焦虑。

川沙以其严峻的现实姿态正视了我们生活的悲剧，他还没有寻找到解决的方式，这种深刻的绝望情绪与循环的苦难现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也就是说，这部极具个人性的小说提供给我们一个深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仇恨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除仇恨的根源？在我看来，我们社会的至深仇恨，就源于贫穷和不公，源于等级欺视和压迫，源于没有建立真正的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强者逞强，弱者无助，每个人骨子里又追求极端的精神平等，所以，在不公的社会，没有爱，没有关怀，只有自己，只有仇视。人们嫉妒财富，也嫉妒权力，嫉妒社会地位，事实上，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没有自由与平等，金钱就是作威作福的武器，权力就是鱼肉百姓的符号；人与人之间没有关怀，强者充满着对弱者的蔑视，弱者就充满着对强者的仇视。一个仇恨的世界，一个时刻渴望复仇的世界，一个时刻幻想残暴的世界，必然是非理性的疯狂世界。倘如此，这个世界必然有“人吃人，人杀人”的事件发生，也必然有无数弱者选择自杀或与强者同归于尽的绝望选择。因此，秦田这个形象给予我们以警示：只有公正的社会，只有没有仇恨的社会，才有希望，否则，苦难必将永远与我们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