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物理学专业的思维方式，秦田更相信孔德［１］的实证论，而倾向于以无神论的眼光面对世界。但以伍芳的观察，更深层的因素，是他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对中外文化肆无忌惮的摧毁，对人性无情践踏的现实，使他面对世界时，对一切事物，在信念上崩溃，或持终极的怀疑态度。
因此，表现在伍芬面前的，就是秦田常常无动于衷地嘲笑她的信仰。当他看着她胸前金项链上挂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时，他脑海里时常涌现出的就是康明斯［２］ 那本《巨室》里的爱嘲弄人的英雄，那个英雄时常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称之为是：“一个小木人孤独地吊在那儿”并且还问：“这个木人是谁？”极尽嘲弄和亵渎基督教之能事。
秦田在伦敦的时候，他感到，许多英国年青人就是这样在反叛，和亵渎着他们自己老一辈的宗教信仰。 然而，他毕竟还是为伍芳对信仰的虔诚态度所感动。时常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太愚昧、顽固、太野蛮和无知了。
他时常要去看看她在一张纸条上写的一段话，纸条就压在她写字台玻璃板下面，上面写着：
“信天主就是换灵，以一杯水的比喻，若不信靠主，
如何得到平安和丰盛的生命？ 为何有许多天主教徒
反而还跌倒？为何我们听了道，信了，却不背起十字
架跟随主的作为？那都是心中没有真信靠，让主做你
的主宰。 听道就如同经上撒种 的比喻；有落在路旁
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有落在荆棘里的，这
些都不是真信靠，结出不成熟的子粒来。
唯有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听了道，持守在诚实、
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才是真信靠。信仰不
是靠神绩异事让你信服，也不是靠人，因为人会改变。
唯有真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拿掉心中的自我意识，
由神来做我们的主，看重圣灵， 重新被主塑造，更新
心中的灵。 所以当我面对生活的苦难及悲痛时，我永
远不问神”为什么“；因为那是出于人本意识，只有全
然的信靠，交托，生命才有盼望，生活中才有喜乐,言
语才有智慧，这些都是来自神的，得此福音蒙受神恩，
全然的信靠，才能得着丰盛的生命。”
他时常去想她的话，现在，好象开始有点弄明白，她为什么每次都在他的关于她的梦中出现。那时，那样的梦是他不理解的怪现象。于是，他开始有些叹服耶稣基督的伟大和感召的力量了。想到这里，他心里不免有些恍然大悟。他开始明白，伍芳为什么时常在自己面前哭泣，嘴里默默地说，她自己是个罪人，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她向耶稣祈祷，祈望神赦免她的罪过，让主耶稣的神力胜过一切撒旦的作为。他开始恍恍惚惚地明白，原来，或许？撒旦就是他自己。然而，他还是不明白的是，为甚么每次她哭泣之后，仍旧要来找他,他们那样做了之后，她又要去流泪，去忏悔，去求主赦免。
她吻他、咬他时，就说他是撒旦。
他又想，如果撒旦在他身上附体，是不是撒旦的力量，有些时候是大过了神？
而且，撒旦附体的时候，他是那么快乐。他感到，她因了他，也快乐，而且是疯狂的快乐。是不是快乐的事情，就是撒旦的事情，而神的事情就是严肃和痛苦的事情？
进一步说，如果，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一生都是为了神，总是干着痛苦和严肃的事情，还要神来干什么？
秦田在伍芳面前总爱去嘲讽耶稣和她的信仰，客观上，自有他自己的道理。归结到底，秦田还是在按照他自己的“巨人思想的光谱学原理”在理解世界，理解耶稣，理解毛泽东等人。因为，文革的教训使他认为，一切宗教的狂热，都是对人性的扭曲，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谓砸掉一切封资修的东西的做法，到寺庙里去砸毁佛像，在城市里毁掉珍贵文物古籍的事情，其实，同样的事情，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时期也发生过。例如：中世纪前期西元七世纪的两个异端派一志论派和保罗派，西元八世纪发生在拜占庭的社会、政治、宗教运动导致的“圣像破坏运动”，西元九世纪东西方基督教会发生的佛提乌（Photius,?-891）分裂，以及同一时期发生在叶加洛林王朝的伪造天主教会法汇编的“伪教令集”(False Decretals)事件，还有从西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叶反复出现的两个、甚至是三个 “敌对教皇” 并存的现象，等等。
在秦田眼里，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和中国文革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几乎相同。
所以，那么，毛泽东和耶稣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都是发单色光的偏执狂的巨人而已，只不过，他们发出的，是不同颜色的单色光而已罢了！
秦田想起刚到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物理系时，他去听一堂“镭射在生物医学上的应用”课的情形。他想起来那个叫马斯的教授，他看见穿一件白底腥红色横条纹海魂衫的马斯站在讲台上。他看见，他在讲台上比划着手脚，瘦长得象根凉衣杆似的马斯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只奇怪的黑猩猩。他骨节粗大的手指捏起一根白色的粉笔，把黑猩猩的头画得小得象个橘子，黑板上巨大身躯的黑猩猩就变成了一个头小身子大的漫画似的怪物。马斯又在黑板上画了一条长了三个脑袋的肥猪，肥猪旁边，还画了一棵苹果树，树上的苹果都长得象大西瓜。然后，马斯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验室，有一天，利用镭射的单色光原理，我们，毫无疑问，都可以让这个世界发生象黑板上那些现象。也就是说，让大脑发达的黑猩猩的脑袋，蜕化到任何我们人类可以控制的状态，让懒惰的，不动脑筋的蠢猪，可以象我在黑板上画的那样，长出三个聪明的脑袋瓜，我们还可以让树上的苹果长得象西瓜那么大！马斯还说道：所以，当年的希特勒在他的日尔曼帝国梦想搞他的雅利安人的优生学，是有他的科学依据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上帝将他毁灭了！
秦田记得，当他一眼看见马斯教授在黑板上画的那只黑猩猩的样子时，就直接联想到了他自己。他感到，他就是那只脑袋小得象橘子的黑猩猩……甚至，后来，很多次，当秦田经过那栋教学楼的时候，他都会想起楼上八楼东侧向西数过去的第四间教室里的那个靠东的黑板、黑板上的那只头小身子大的漫画似的黑猩猩……
现在看来，黑猩猩似乎是变成撒旦了……
由撒旦，秦田禁不住想起了１９９１年夏天他在伦敦时，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一部关于影射伊斯兰教的小说《撒旦诗篇》。
他记得，那个印度人好象曾经在八十年代初出版过一本名叫《午夜之子》的小说，并因那本小说获得了英国文坛最高奖的“布克奖”。但是他的《撒旦诗篇》在1988年出版之后，却引起了世界出版史上的轩然大波：全世界穆斯林到处集会抗议，伊朗电台播出了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号召：
“我恳求全体穆斯林，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他就立刻执行死刑……无论谁因此而牺牲，都会被视为烈士，并会直升天空。”并悬赏拉什迪的人头价格为260万美元。
1991年冬天，又有一个伦敦城里的印度穆斯林富豪将何梅尼的悬赏价格追加到了远远地超过那个数目的６００万英镑，再度在全世界掀起波澜。
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让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件事情。那时，巴京市的武斗正炮火连天，有几个星期，他躲在巴京市西边两百公里处的一座小城，住在梅姨的一个远亲家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懵懵然然地疑惑着的一些事来：
一件事情是，小城里一座铁路桥的两个巨大桥墩上的两行大字：
“毛主席指山山长树，毛主席指河河水清。”
两行字用巨大的棣体书写，自上而下、自左至右地分别镌刻在两个石头桥墩上。两个桥墩之间，正好是一条下了火车进城的唯一必经之路。那年头呢，人都穷，当地人谁都不会去花几分钱坐几站公共汽车进城。因此，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每个进城的人，都看着，念着，记着桥墩上的那两句话。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两行字写得太离谱、愚昧和献媚得肉麻，就在社会上有一个段子口口相传，即：据传说，有那儿的一座大庙山出土的家谱为证，发明两句话的人，是前清雍正还是康熙年间一个姓左的，用左脑思维、左手写字的、左传世家的探花的嫡传重孙子。在当时的地方上面，也是一个字字千金让人敬仰的神人。两句话发明出来了之后，地方上各级文化宣传口的头头脑脑的官儿们，也被跟着提拔了几级。神人呢，自然而然地免不了披红挂绿的，到处去宣讲左传世家的左字经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秦田到北京去亲眼见到了毛主席。他记得，当时,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卫兵，那个红卫兵组织名字叫“巴京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去北京见毛主席之前好几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市中心好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都被召集到一个中学的操场上集合。秦田也去了。在操场上，他看见，还来了一些市警察局的便衣警察。当人都到齐了之后，听召集开会的人一讲，才知道当天夜里，是全市红卫兵统一的抄家行动。抄家的对象，是市里各地区地段街道上的一些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牛鬼蛇神黑五类份子。大会结束时，要求大家都不能够回家，怕有人不慎走漏风声，让抄家对象逃跑和转移东西。当晚，他们就分兵几路扑向了那些抄家对象的家里。当然，去了之后，少不了就是象电影里那样拳打脚踢摔盆搭碗挖地三尺了……昼夜不停的抄家连续搞了几天之后，才是红卫兵们坐火车三天三夜吃着饼干去了北京。
秦田记得，他们是在报纸上刊登的“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仪式上见到了毛主席。到了北京的头天晚上，他们是在北京郊区一个工厂的一间大厅里睡地铺过的夜。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凌晨，他们就整队集合去到一条马路边，在马路两边排好队，等待毛主席的车队。后来，大约在上午１０点钟左右，在一片夹道欢迎的人山人海的欢呼声中，他才看见了他们日夜思念的毛主席。展现在他眼前真实的场景是：穿着绿军装的毛主席站在车队的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他向夹道欢迎的红卫兵小将们左顾右盼频频挥手。在秦田印象中，他看见的毛泽东主席长得高大、敦实而又伟岸，眼睛看见的画面显得真实、生动和立体，比画报和电影纪录片里的形象更好。后面一辆敞篷吉普车上是毛泽东主席夫人江青，她头戴军帽，披一身黑色的斗篷，样子也甚是好看和威风凛凛，并不象后来报刊杂志上丑化她那副样子。在秦田印象中，不说她样子很美，但是，至少风韵犹存风度十足。接下来，才是什么林彪、周恩来、等等七八辆车上的各式人物。一个较深的印象是，刘少奇在最后一辆车上。而且，刘少奇和所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不一样，他没有穿草绿色军服，他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秦田印象里，他当时见到的所有中央领导人，和那段时间在报刊杂志、以及新闻记录片上见到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他那一次见到的，却的确是真人。也就是说，虽然整个过程是吉普车以比较缓慢的速度行驶而过的一段画面，但是，却是一个真实的场面。
那一段经历，使得秦田感到，自己和后来很多每当谈到文革时，没有亲眼见到过毛主席和当时中央所有领导人的人相比较起来，在感觉上，就迥然不同。所以说，后来，当毛泽东的部分形象开始在他的心目中崩溃坍塌的时候，他在内心的感觉和很多人不同。就是说，在秦田心目中，毛泽东是个具象的、有鼻子有眼睛的人。
还在文革结束时期，当林彪９.１３事件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秦田就亲耳听过学校里同学的父亲谈到毛主席时，不是说毛主席，而是说：“他娃毛泽东！”。当然，他知道，他同学的父亲说那句话的时候,不是在骂毛主席，而是表示他和毛主席的亲近。他同学的父亲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和毛主席走在一块儿的湖南老红军。秦田知道，本地人说话时，亲兄弟和好朋友之间，往往才是’他娃……’、’你娃……’那样地说话。但是，在那个游览胜地的别墅山庄老红军院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同学的父亲那样地称呼毛主席。那次以后，他也更加深了毛主席是人而不虚无缥缈的神的印象。若干年以后，当秦田第二次阅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在日记里写道:“正如小说里阿廖沙最尊敬的神一样的苦行修士司祭佐西玛神父圆寂时，他那大德高僧的尸体居然发出熏天的恶臭一样，1976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相继去世，才让人意识到，所谓‘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只是人们在愚昧无知时，一种善良的梦想。人类进步，不可能是愚昧无知的产物。当毛泽东去世时，人们哭得呼天抢地，连我自己都认为，世界末日似乎即将到来！但是，时间和事实却反过来已经证明，人们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加美好，工资上升，丰衣足食，普通老百姓也都买房买车，大批年轻人出国留学甚至移民，连自己后来也考上大学，并且出国留学到了美国和英国，这是在毛泽东时代难以想象的。那么，究竟是毛泽东这样的所谓‘伟人’当道好呢？还是毛泽东时代之后那些不那么‘伟大’的人物当道更好？这部小说是1880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沙皇时代的小说里，借阿廖沙的眼睛，向我们述说了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对于迷信的深度怀疑。”
当然，谈到邓小平，和四川籍上升到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例如象朱德、杨尚昆、刘伯承、张爱萍、陈毅等等，在秦田来说，就比较了解了。在秦田的同班同学和邻居里，例如象最要好的同学胡晓棣的父亲胡伦，除了是邓小平的同乡及堂姐夫外，还与邓小平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时和李富春同一个党支部，回国后先后和李大钊、陈独秀共事，四进国民党和日寇死牢，最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参谋长［３］。其他的红军和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和烈士家属就更多了。这些关系和这样的环境，使秦田在长大成人之后，就更加注意观察，和直接间接地感受到了作为领袖人物的人的一面。
另外一件事就是，巴京市文革期间武斗时，他躲在那个小城里梅姨的一个远亲家里，时常到那家人的邻居、一家杨姓的女儿国的家里去翻书，除了每天看许多书外，天天还和三个如花似玉的、和他年岁差不了多少的女孩儿在一块儿玩。在他的回忆里，那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当时，秦田印象很深的一本书，是一个名叫约翰.根舍的美国记者写的《非洲内幕》，其中讲述了在非洲某个城市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
一次，某城中一个巨大的菜园子里一大片成熟了的萝卜，天亮时，被人发现全部不翼而飞了！于是乎，全城的人士在报刊电台上展开了讨论，一致通过谴责这种强盗行为。然而却迟迟抓不到元凶。后来有侦探终于发现了菜园子里大象的脚印，于是，罪名落到了菜园子河对面树林里时常出没的大象头上。然而，又有人在报上提出反驳，说是河太宽，水也太汹涌澎湃，吃饱了箩卜的大象根本不可能在河里游泳。而且，那么大一片地的箩卜，大象不可能用任何方法运过河去。于是乎，惊动了全城的盗窃案又成为了一桩悬案！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国家公安部派出的专案组提审了夜间的守园人，在使用了上至欧美进口的测谎器，下至非洲原始部落里古老的催眠术之后，守园人终于供出了真相：
“ 夜里，一群大像从河对面游过来进入了菜园子，在菜园子
里横冲直撞地个个吃得肚子大大地睡在地上。它们在菜地里
滚来滚去，用鼻子将吃剩下的箩卜叶卷了起来，一把又一把
地塞在了自己的肛门里。然后，快到天亮时分，一只只大象头
朝河对面爬着，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大象的屁股后面
都喷射出了那些箩卜叶子，一只只大象全都腾空而起，劈劈啪
啪地扑煽着耳朵，集体地飞越过河面。”［４］
还在那个时后，他就已经不单是对故事本身发生着兴趣，而是极其地吃惊和谜惑于上面的守园人的供词。
关键而又关键的是，供词是约翰.根舍真实地引自于当时非洲的那个国家首都的日报上。
注：
［１］奥古斯都.孔德，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实证论及社会学的奠基人。
［２］Ｅ.Ｅ.康明斯，美国“迷惘的一代”诗人，《巨室》是他１９９２年发表的一部反战小说。
［３］参见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重庆晚报》记者 刘涛 文“重庆笔记说出中国最早共产党员”
（http://www.cqwb.com.cn/webnews/htm/2003/7/1/19806.htm）。
［４］参见约翰.根舍着《非洲内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