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晚，秦田看见父亲和梅姨在小会议室的事后，就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梅姨了。
他变得更听她的话了。
几年前，秦田还小的时候，梅姨搂抱着他，让他坐在她大腿上时，他都是又闹又跳，跑得远远的。在学校课余活动时，梅姨站在很远的地方守着他，他还唯恐避之而不及，对着梅姨不停拌鬼脸，做怪像，大声喊叫着，叫梅姨离他远点儿。而梅姨呢，就只得躲在远处教室里、或是大树背后，静静偷看着他。她看着他和一些孩子爬攀登架，攀绳梯，坐跷跷板，滑滑梯，荡秋千和跳绳，最后，一直等到他玩够了要回家时，才能够走到她的小皇帝面前去。那时，她就上去劈劈啪啪拍打一阵他身上的灰尘，用手绢揩一阵子他脸上的汗水、鼻涕和污泥，捉起他的手臂来，在上面搓下一条条细长细长黑黑的泥垢，再提了他的书包，牵了他的手往家里走。途中，有时还要陪他在机关的院子里玩上一阵子，什么抽陀螺，滚铁环，放风筝，到花丛里去摘花，捉蝴蝶，草地上去抓蚱蜢，和到雨后的积水潭里划梅姨给他做的小纸船、小木船。晚饭后，在灯下陪他做作业，给他洗脸，洗脚，洗澡，然后陪他上床，（夏天，有时，晚上还去逮荧火虫。）哄他睡觉，睡不着时，就讲故事、唱儿歌……
又过了一两年，秦田开始长个头了。刚从小学升到初一时，还不太明显，同班的同学在早操时，齐溜溜站着几排里，同龄女生个个都比男生要高半个头。可是，一年不到，还没到初二，全班男生的个头就冲了上来。再到了初二，特别是初二下半期，一出早操，全班女生就都变得和男生差不多一般高了。再看看初三出早操的队伍，男生都齐刷刷比女生要高半个头，甚至有些还要高出很多。秦田的个头，也就几蹿几不蹿地蹿到了和梅姨的个头一般高了，特别是近两个月，梅姨都说：
“你们看，你们看，这秦田长得好快，个头都快要和我一般高了，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变得粗声哑气的了，哎–吃长饭的娃儿哟！”
秦田却反而变得更加依恋梅姨了。他叫梅姨时，总是喊：梅姨你来呀–梅姨你来呀–梅姨你快来呀—他的声音，也变得有些女孩子般地嗲声嗲气的了。
梅姨做事时，他爱在她身后抱住她，梅姨坐着时，他爱去坐在她大腿上，还用手指头去弄她的头发，抓她的耳朵，用指头尖去戳她牙齿上的几颗金牙，有时会扑在了她怀里撒娇……
后来，又有几次，秦田在晚上偷覰了小会议室的场面……
每当那种时刻，他就感到，整个夜晚都光亮铿锵起来。眼目所到之处，像是镀了金银似的，一遍彩光。他双脚踩在靠墙的床上，脚尖儿踮起，小手儿向上，颤颤地推举着那扇他的睡房和小会议室之间隔墙上的彩色花窗，浑身哆嗦，心旌飘荡，双目炯炯若星地将目光投射在了那团扭动着变换着光影的、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体上。那一双如磁铁般死死吸引住他的起伏有致颤动着的白皙的肉体，让他看见了庸常生活的另外一面。
父亲带他去看的京戏也好，母亲带他去看的杂技和马戏也好，都比不过他看见的镜头。那些天里，他一看见了梅姨，就都处于一种昏懵懵玄想的状态。
他开始不喜欢起父亲来。
后来，竟变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对父亲的仇恨似的。他知道，那种情绪，并不是为了他的母亲。
直到父亲去世，他从来没有为他流过一滴眼泪。
父亲是他的骄傲。然而，秦田并不爱他。秦田和母亲一样，对于他，主要的感情，是尊敬。而爱，却是淡淡的。也许，那时，秦田还太小吧。
在他心里，父亲是一尊神，受大家尊敬，也被大家害怕。
家里有一张一直保存到现在的黑白相片，是一张在中国某些报刊杂志上刊登过的，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也陈列着的相片。相片上，镜头记录下了1949年重庆解放时，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父亲站在一辆敞棚的美军吉普车上，他头戴五角星的人民解放军绿色军帽，胸前挂着一架望远镜。在缓缓行驶的车上，他扬起一只手来高举在空中，正在检阅着夹道欢迎的山城人民。
从相片上看，身着戎装的父亲显得英俊威武，脸上是一种按奈住喜悦的庄重和严肃。相片的背景，是尾随的，上面满载着荷枪实弹军人的一长串吉普车、大卡车和伸着长长炮杆的炮车，以及街道两旁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很多从窗户里探出身来的，站在房顶上的，爬在电线杆子上的，和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黑白相片有些老旧，但，还是可以看出，那些举着横幅，手里挥舞着彩旗，锣鼓喧天的人们，显得异常兴奋和兴高采烈。
无论是那时，还是直到现在，秦田都明白，父亲没有时间去爱他，爱他的母亲。甚至，也没有时间去爱梅姨。
父亲是开国战将，有太多的大事压在身上。那些开疆拓土的大事情，让他，和他们那一种人，直到死而后已，永远不太可能去真正专注地爱一个人。爱，对于他们那种人来说，从古到今，都只是一种需要。或者说，是满足于一种外部社会舆论，和社会关系对他们的要求。爱，从根本上来说，是很难产生于他们那种人的内心。从小，父母给他们灌输的，在中国文化方面，是《礼记‧大学》八目中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之：“立德、立功和立言之‘三不朽’”；是“文谏死，武战死”的“夬夬独行”之中国士大夫君子形象；以及“存天理，灭人欲”之程朱理学。而国家文化教育方面，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体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公而忘私的利他主义。这两种教育，都轻视个人主义，甚至将个人主义混淆为利己主义，将其视为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对立面，完全摒弃温情主义和人性。
以秦田在美国和英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以他除了对文学艺术广泛的涉猎外，还阅读过很多社会科学及其他门类的书籍，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伍芳时常给他灌输和讲解的东西，他知道，西方世界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之所以经历过近两千年，都还能够深入人心，一脉相承地流传下来，是因为基督教主张的根本要点，在于一切都源于爱。爱人，爱人性。所以，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的西方文化，就特别强调，将中世纪时期同党伐异的宗教狂热回归到人性上来。所以，尊重人，尊重人权，就是今天西方基督教的核心。
整场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所有当时狂热信仰的人，都感受到被彻底愚弄。特别是当年的红卫兵一代，旷日持久的文革运动荒废了他们的学业，利用了他们的青春热情，让他们抛洒了热血甚至生命，最后还被彻底扫除到了农村，抛弃到了和文明远离的荒野乡村和边陲。就是说，在文明世界的城市里，已经抹去了他们的存在！按照今天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就是“你活着，但是，你不存在。”文明世界没有你存在的记录：
等于你死了！
中国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形成的狂热，最后是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践踏、怀疑和仇恨。
最根本的要害在于，人们从此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世界的支柱。
以秦田的博学，他还算是比较客观。他认为，如果说，一个伟大人物就是一颗人类精神世界天空的太阳的话，那么，在他的精神世界的天空，就有很多颗太阳，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看世界的眼光。例如：
摩西认为：一切源于头脑。
耶稣认为：一切源于爱。
马克思认为：一切源于饥饿。
弗洛伊德认为：一切源于性。
萨特认为：一切源于存在。
毛泽东认为：一切源于造反。
甘地认为：一切源于不抵抗。
在秦田看来，上面的七颗“太阳”，都发出自己独特光谱的光芒。而按照秦田自己的专业中之镭射光谱的原理，对于自然界的生长而言，一切单色光谱的光线，都不是健康的光线。只有真正的阳光，就是波长从5000nm[1]到7600nm之间光谱上的白光，才是健康的光线。而阳光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光的合色光。再精确一点说，阳光的光谱，就是七种颜色光的中心波长相加、然后除以七之后，得到的一个平均数。严格地说，用任何一种单色光去长时间照射一种植物，或者一种动物，都是可怕的，结果，就是长出一种怪物。除非由于生物实验，或者是农作物的种子需要改造良种，再或者是故意让种子产生变异等等。一些单色光具有强大的破坏性能量，镭射在军事工业上的运用，诸如核裂变和镭射制盲武器之类的，就是如此。因此，也可以说，某些单色光是一些“有毒的光”。那么，把上面七个伟大人物用七色光谱模型来进行比拟的话，可以理解为：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些人，一些伟人或巨人，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也可以说，他们都是些偏执狂的人、单色光的人、人性扭曲的人。就是说，他们越是偏执狂，越是单色，越是人性扭曲，他们的理论就越是出类拔萃地高人一等，甚至是几十几百几亿等！相应，他们的缺陷，也就罕见地比一般的人低一等，到几十几百几亿等。同理，如果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他们的原罪就比一般的人要深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几亿倍。他们，就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撒旦。在人类精神世界宇宙的银河系里，他们是能量和质量都极大的星球，甚至是比太阳的能量可能还要大无数倍的人类精神世界银河系里的不知道是什么物质构成的星球！人类，某些时候就会彻底改变，和毁在他们的手上。例如，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拿破伦、希特勒等等。今天是核武器时代，要是人类的思想被操控在他们的手上，那就后果不堪设想。
秦田相信伍芳给他讲的基督教的“原罪”的概念。伍芳研究了一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后就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罪过，是不是都应该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呢？她认为，她对这件事情很困惑，例如刘少奇和林彪那些当年给毛泽东抬轿子的吹鼓手们，他们的身上有没有原罪呢？中国盲目迷信的老百姓们是不是都有原罪呢？这个问题让秦田也感到困惑。
只是，现在的秦田，他在接受一些所谓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光芒时，注意到了要平均地批判性地接受 。就是说，要健康地接受，而再也不敢单色地接受。特别是象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人们被动地被固定在一个地方，不接受也得接受地，去接受一种单色光照射。
所以，按照秦田的理论，他认为，自己已经被长成了一个怪物。他常常对伍芳说，他和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废料。他觉得，在他们象小麦扬花的花季年华，不是正常地接受到阳光里健康的紫外线，而是被强迫地接受了一些不健康的另外的单色光。所以，秦田说，他的长诗《先锋男孩》，就是在发出他内心的呼喊。他更谈到，他非常理解和喜爱在世界各地不同历史时期，那些相对于旧文化反叛者的艺术作品，例如T.S.艾略特的诗歌《荒原》(Waste Land)和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 ）的诗歌《嚎叫》（Howl）等，也可以想象巴布·狄伦（ Bob Dylan）在全世界各地巡演时,他那首Blowin’in the Wind对世界的震撼。
秦田认为，世界上主要的三大宗教之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或者，无论是中国唐代的玄奘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还是中国的孔孟等学说，说到底，还是应该归结到对人的关心和重视。宗教也好，学术理论也好，关键是要尊重人，以人和人性，人的尊严和为首要。秦田去过很多国家，在大学里，同学也是来自世界各国，但都用英语交流，因此，他认为，无论什么国家、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即便肤色不同，信仰相异，文字语言隔阂，但只要语言和文字相通，就可以知道，涉及到人类的基本情感，诸如爱恨情仇，以及对于真善美的看法，都是相同无异的。就是说，回到人本身，对人权范畴内要素的追求、享受和要求，都是一致的。
具体到秦田留学生涯中身边的同学，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的大学里，尤其那些出身于西方国家的同学，各有各的家庭出身和生活轨迹，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打算。他们都很重视自身的选择，认为对于自己在无论是政治、文化、经济、信仰、职业以及爱好等等。都重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看重自己的独立选择。他们认为，选择是神圣的，是上帝赋予的，或者说是天赋的人权。终归，选择，选择权，人人生而平等，是作为人自身最为重要的问题。西方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就认为，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都不能代替，国家和主义更不能代替。这和秦田在中国的文化是相反的。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人们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的选择权，从进学校读书学习，到进入社会工作，乃至于组织家庭，结婚生孩子，等等，往往先是由父母定夺，最终由国家和组织决定，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是皇帝的子民，或者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人，只能如蚁蝼一般，在国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无足轻重。
秦田认为，其实，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对于人道精神的追求，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先秦时期，儒学已提出儒家人道学的基本原则、理论框架，因而成为后世儒学的源头活水。孔子讲学授徒，确立了儒家人道学的基本架构，孟子展开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荀子展开了孔子的礼学思想。但是，历史的发展，皇权的周而复始，这些理论被帝王利用，成为皇权专治的御用文化。实践中，对于中国的官僚和政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早已深入到了他们的灵魂、血液和骨髓里。在那个信条里，“修身”和“齐家”只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的台阶和垫脚石。他不理解，为什么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你死我活夺权的历史。1949年以前，是一场又一场枪口对枪口的战争，1949年以后，是一次又一次心口对心口的政治运动；这些，使人们内心，已经生了锈，长了茧，乌龟壳似的套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变得完全地麻木不仁了。他们永远像蒙着眼在拉着石磨的驴一般，被一只无形的手挥舞着鞭子抽打着，一张无形的嘴大声地吆喝着，行进在一条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永远也说不清起点和终点的，来复往返的所谓充满了阳光的康庄大道的封闭曲线上，永无止境地耗磨着他们的生命。他们似乎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如果他们揭开了蒙在眼睛上面的布条，走出那间黑暗的磨房，再走出那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原来，外面还有大片大片绿茵茵的茂盛的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