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加拿大《星星生活周刊》2001年11月文艺版
一
“9.11”事件之后，国际传媒上频繁出现“原教旨主义”这词汇，无独有偶，上周在杨炼应多伦多哈博芳读书会之邀来多伦多作当代诗歌演讲期间，几天的接触中，整个杨炼，从他的身上，他和我的几天的数小时的录音谈话里，他的文化精神里，让我无可赖何地抽象出这几个字眼。在当前，这个字眼只能让人联想到些什么是不言自明的。然而，绝不是从杨炼出行时一贯穿着的那身黑衣服上面，而是从他对汉语文学的整个看法，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地位或者说是状态的整个看法上，却是真的只能让我要借助于这个字眼去抽象、概括和形容他。
周政保在最近的“《檀香刑》的‘撤退’与写好‘中国小说’”一文里，也含蓄而又沉重地谈到了莫言在新作《檀香刑》里因为了“写好”“中国小说”而与当今“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文坛背道而驰大踏步地“撤退”。
两年前，由哈金的一篇“当代汉语诗歌面临的问题”提到杨炼和李陀的相关文章让我注意到了杨炼在他的那篇“中文之内”的文章中提到的当代汉语诗人大多在“瞎写”的现象，因此，此次在他来多伦多，这正好成为我和他交谈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哈金在他的文中论及“传统与大诗人”时谈到，“中国当代诗歌无传统可反叛”，因为“‘五四’以后的白话诗的主要功用在于打破文言诗”，“1980年代的朦胧诗反叛的主要的是一个政治的传统”，两者都没有建立起来一个现代汉语诗的强大的语言传统，而没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语言传统作为那个时代的诗人的参照，那样的一个时代就很难产生出几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大诗人。哈金的文中又举例谈到中国唐代，因为有秦的“书同文”的强大的汉语言体系作为背景，文字的普遍性和永久性得到充分的扩大，以至将汉语诗歌推倒了顶点，才产生出了象李杜这样的几个一以贯之上千年流传到今天还能让大众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朗朗上口的跨时代的大诗人。
哈金是个小说家，最早是写诗歌，而且是用英文写作。哈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军人家庭里，早年从军，常年作为一个架线兵奔波在森山老林里，后来在美国留学时和大多数八十年代出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经历过打工的艰苦生涯。他没有当年胡适、梁实秋、钱钟书一类人那样优越显赫的出生和背景，但是，在他的中西文化的文论中，无论从发表出来的文章，还是他的言谈之中，特别是在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方面，他在细数西方现、当代文学那些主要人物及其作品，他们和它们的存传、流派等等，我认为是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且已经相当纵深地进入和遨游在西方文学的广阔的海洋之中了。相形之下，目前的中国文坛上许多的明星作家们，他们的作品的内容里的文化、文学本身的底蕴就显的太浅、太单薄、太经受不住读者和时间的考验，作品的内容也离时尚太近，字里行间浮躁的情绪跃然于纸上。还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当年编辑过傅雷作品的林姓老乡的老编辑论及傅雷的写作态度时，他已然在慨叹当时的一些走红作品之粗制滥造，及至今日之中国文坛，我真不知他会发出一些什么样的感叹。哈金和早年的梁实秋的情况类似，同样在美国留学，同样毕生研究英美文学，只要我们不存偏见地把早年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秋实杂文》、〈看云集〉、〈槐园梦忆〉等等作品那出来和哈金的〈等待〉两相对看，心中自是有一杆称。当然，我在这里无意去贬低我们现代文学里的文豪们，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时代背景文化人的任务，例如，胡适、梁实秋、钱钟书、鲁迅、巴金等那个时代的文化人还肩负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改良的启蒙运动的任务，当代文学无疑地大量吸收着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养分。
但是，从文化历史学的角度去看，唐三百年，唐至今一千六百年，“五四”至今，现、当代文学之间不过才不到一百年，虽然，历朝历代大家辈出，佳作如林，一代有一代之盛，一体有一体之胜，唐诗之后有宋元诗，宋元诗之后有明清诗，但是，就我们今天而言，说到大诗人不过就是唐代的李杜二人而已，其次就是白居易、王维、王之涣、孟浩然、韩愈、李贺、杜牧等人；宋元诗歌就不提了，因为主要是词曲。及至明清，虽是小说，但时代离我们更近，细数过去，优秀诗人可谓寥寥，大诗人就根本谈不上。无外乎就是高启、于谦、李梦阳、顾炎武、袁枚、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而顾炎武、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还不能从纯粹的诗学意义上去理解他们的诗歌，这就象历史上的曹操、岳飞、文天祥、毛泽东这些诗人，虽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大诗人，但是，他们的“大”的意义，可能主要不是凸现在诗学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两百年内的作品是否具有可比性，或者是说哪些是优秀作品，哪些是大作品，哪些作品早已被大浪淘沙淘洗掉了，我想，那一定是我们的后人去做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没有纵深和宽广的眼光，绝对是写不出来大作品的，从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哈金在当代中国文坛上面，是一个绝对的异数。但是，哈金仍然是毫不留情地，冷竣地，否定着我们今天的当代文学，当代诗歌，当然，这其中包含着否定他自己，他全然没有当今中国文坛上的那些这奖那奖的获得者和候补者的那些狂傲和自大。哈金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为谦和、又最为渊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应该看重哈金的看法。
哈金认为：一个大诗人的要点有三：除了感情上的强度和思想上的深度外，大诗人必须在语言上有所贡献。
二
显然，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来讨论大作家的问题，只是要由哈金文章的论点来谈杨炼诗歌的特点和杨炼作为一个汉语诗人的精神状态。
重读1980年代初杨炼的组诗〈半坡〉、〈敦煌〉等寻根诗的代表作，再读他近年的〈同心圆〉、〈大海停止之处〉、〈天空移动〉等等，这其中的时间跨度长达近二十年，我都可以从他的诗行中感受到他的一以贯之的强壮的“诗行的呼吸”，和其中的对中国先祖文化，对原始汉语言文学的至深至根至爱至烈的跃出纸面的感情。特别是他的那些浸泡在欧罗巴蓝色的拉丁文海水里却奋力地扬起汉语言方块字符的波浪，高声地呤唱着我们先秦的诗歌的音律的诗行，那些质地硬朗极富力度和弹性字字句句，那些断裂着情节却又飞动跳跃着象舒曼的间奏曲似的冲击着我的感觉的意象，那些诗句的汉字里由先秦、由殷周金文传到今天的方块字符里响彻在纸面的没有半点矫情的诗歌的韵律，它们铿锵闪光的声音在我的耳里、心里，久久回荡在中国先秦和当代文学的两堵巨大的石壁之间。
杨炼的诗歌里那些贯穿着、溶汇着、浸透着、存传着、发展着、发扬着最原初的、最原旨的、最地道的汉语言文化的字句或词汇或意象，似乎是由他的诗歌的声音在回荡在中国先秦和当代文学的两堵巨大的石壁之间的时候，穿透、震荡、搅拌在历朝历代的文化文学里，最后，反映在了他的诗歌上，再由他的诗歌的字里行间的意象里喷薄而出。
事隔近二十年，当我们谈到都去过的敦煌时，他说，他那次在西北的沙漠穿梭了几个月，考古似的发掘了上千个准备写作的项目，回到了北京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淀之后，最后淘汰下来就只剩下两个题目，就是后来写了出来的《敦煌》和《半坡》。
当其朦胧诗正在反叛着政治传统时，杨炼的目光已然开始投向了中华文化的始源。当其韩少功正在写〈文学的“根”〉，阿城正在写〈文化制约人类〉，李杭育正在写〈理一理我们的“根”〉、〈文化的尴尬〉郑万隆正在写〈我的根〉，从而由他们举起了“寻根宣言”的大旗之时，杨炼的目光已然先于他们开始投向了中华文化的始源。那就是当代诗歌史上以杨炼的名字为带名词的“寻根诗”。其后才是“寻根宣言”，再其后才是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莫言、李锐、贾平凹、张存志等人的“寻根小说”。
正如数学领先于一切科学一样，诗歌是文学大厦上最为敏感的指向天空和连接至大地的探针。
三
朦胧诗群体本身呢？
作为朦胧诗主要中心人物的北岛、舒婷、杨炼、顾城四人，时至今日，经过时间的过滤，回过头去细想一下，我的感觉，就有些象一个浓缩了的童话故事。他们四人就有些象是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四人一样。父亲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夫，早已忘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长子的培养和爱惜，只是受着“恋父情节”的动物性的本能驱使，对女儿惯爱着，于是，长子心里是“弑父情节”，女儿满怀的是“恋父情节”，两人又在那时都象看台上应时的歌手似的，随着台下万众的呐喊、欢腾和呼叫而在台上调整着自己的歌词，于是乎，形成一个时代诗歌 潮流或者说叫做运动的大合唱。老大和老二是一正一反地畸爱着父亲，老三的杨炼感到现实里的烦躁，于是，看出爷爷和爷爷们的爷爷们的那些古董更可爱，他就出走了，他就去到了〈敦煌〉和〈半坡〉，开始了他对爷爷们的文化的原教旨的追根溯源。而老四的顾城却在大城市的幼稚园里先天不足始终穿着开档裤，他看着家里上面哥哥姐姐和父亲那种不合协的关系，看着老大老二在那么热闹的舞台上的表演，看着老三的出走，当然是满肚子的恐惶，干脆让脑子停留在儿童时代，去和女孩儿们玩家家。
四
回顾这一段历史除了要切中本文的主题之外，主要是想倒过去理一理杨炼作为一个汉语诗歌的“原教旨主义者”
1980年代初，杨炼在中国以《半坡》、《敦煌》等“寻根”诗震动了中国文坛，并以他的介乎于“朦胧诗”和“第三代”之间的“寻根诗潮”影响乃至催生了“整体主义”和“传统主义”诗歌，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杨炼作为当时的文化寻根潮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诗人，使他的名字成为该诗潮的代名词。
1999年，杨炼获得意大利的弗拉亚偌（Flaiano）诗歌奖，在这项诗歌奖的历年获奖者名单中，有爱尔兰的希内和圣卢西亚的奥尔科特两位偌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有法国的博那伏瓦、捷克的赫鲁伯和美国的弗林杰迪等当代国际诗坛最重要的诗人。
早在1999年，由中国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冠之以“杨炼作品：1982—1997”两本选集《诗歌卷：大海停止之处》、《散文、文论卷：鬼话。智力的空间》中，中国诗歌评论界及读者们就已注意到，满溢著海洋文化汁液的杨炼的诗句，又要为陷如困境处于低潮的中国诗歌带来些什么新鲜的强劲的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