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大学困境
和念中学时的相对轻松状态完全不同，进入多伦多大学之后，忙碌而又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每天上午，背着单肩包双肩包的学生们就涌进校园。进大门的时候是一个门，进去之后，就分散到各个不同的门里去了。因每个学生的课别与教室和授课的时间不同，学生们顺着每天各自的路径，几乎是跑步般地进入各自的教室。教授在讲台上哧哧啦啦飞快地翻动着讲义簿，粉笔在黑板上白粉飞溅整版整版抹去又写上，预习了好多页的课本，一旦走进教室，在老师那里，往往就是轻描淡写地在着重点处多说几句之后，就以让人简直反应不过来的速度，讲到自己还没有预习过的厚厚的好多页后面去了。前两三个月，连滚带爬地，好像还应付得过来，成绩也都还得了好几个“A”，甚至还出现一两个“A+”。但是，到了第二个月末，再稀里糊涂进入第三个月时，自己晚上的预习，渐渐被做布置作业的时间占去。一开始，他感觉好像还能够凭借努力和勤奋、甚至熬夜来跟上老师白天讲课的进度。但是，渐渐地，没有预习就勉强到教室去听课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于是，人就开始急躁起来，越急躁，就越乱了阵脚，几门课都好像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没有经过预习怎么听课呢？那不是盲人骑瞎马吗？但是，不去听课不是就更糟糕吗？
那么，预习功课的时间自己干嘛去了呢？要到外边的小笼包子店里去吃包子啊！买了那么多的小笼包子带回来放在冰箱里，但是，总不能天天吃包子吧！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要吐啊！那么，就得换换口味儿，搭巴士和出租车，到更远的芬琪街(Finch Ave)和米兰街(Middland Ave)十字路口西北角一带中餐馆区去下馆子吧！每次一个来回3个小时就飞快地过去了。每个星期总得去个两三次吧？嗯，吃不到那样的饭食，自己是过不去的呀。吃了还得打包带回来吃。但是，打包带回来的，最多也就只能吃上两三顿啊！唉，为什么就不可以吃教学大楼和图书馆旁边那些咖啡店里的食物呢？那些汉堡包、三明治，那些里边夹着火鸡肉、鸡肉、牛肉和火腿，里边还有西红柿、生菜、奶酪和牛油，再来上一杯咖啡和红茶，不是也很好吗？但是，那些洋人的食品，间或吃几次还可以，那能够天天当饭吃呢？唉，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不能够迁就的饮食习惯，浪费了自己太多的预习功课的时间啊！难道，难道自己就不能迁就一些，象其他那些室友一样？吃盒饭？或者，吃方便面？甚至就着一瓶矿泉水啃面包和嚼饼干？别人都能够那样，你为什么就不能呢？还有就是，人家女孩子都能够自己做饭，你为什么就不能呢？你也是太娇气了吧！
现在看来，无论在牛津大学的“烧饼秀才”扈文重，还是在康奈尔大学的“猪八戒”韩洋，或者在斯坦福大学MBA商业管理学系的“沙漠鸵鸟”田皓宇，他们都没有自己那么娇气，都会自己做饭，也一个个都是可以吃盒饭、方便面、啃面包嚼饼干的主儿。他们几个，尤其是在牛津大学的扈文重，从小就因为父亲早逝，母亲一人拉扯着他，念中学就因为经常吃烧饼充饥，才得了个“烧饼秀才”的绰号，人家从小就能艰苦奋斗，所以才能考上牛津大学物理系啊！ 他们就都能够挤出大把时间去预习功课。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将就一点呢？不能啊，自己身体娇贵啊！吃不到可口的饭食，那紧跟着的就是肚子痛、胃痛、脑袋痛、失眠、上教室打瞌睡等等，那，一连串的麻烦事儿就来了啊！还有那些什么洗衣服、洗澡等等的麻烦事儿，如果还要象室友们那样每个周末跟房东的车到超市去买菜，回来还要做饭，去做那些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也不会做的厨房里边杂七杂八琐碎烦人的事儿，那有多麻烦啦！可是现在，正是因为自己不会做那些事儿，肚子又不能迁就，那么，那些每个星期就得有两三次下馆子的时间，到包子店吃小笼包子的时间，就不得不活生生地，用吃饭的时间，去大量地占据自己大把大把预习功课的时间。现在，狼狈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就是，当意识到这些问题时，事实上，功课已经无可挽回地被拉下来了。就是节节地败退了下来，明显地，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个大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读不下去了！
唉……谁叫自己是教授家的孩子呢？谁叫自己那么没有出息地娇生惯养呢？唉……
现在，郑雅笠开始意识到了，这个上大学，基本上就是上战场！而这争分夺秒尤其是刚上大学的头半年在教室里的战斗，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时候，而这个“一时”的预习功课的时间，就被自己活活地浪费在娇生惯养的胃口和肚子上了！正是因为自己要花费时间去下馆子，去吃小笼包子，所以，自己就输在了这“一时”的预习功课的时间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这个“蚁穴”，就是他妈的自己这个教授家庭娇生惯养出来的不争气的好吃的嘴巴和肚皮呀！
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留学生，尤其是很多小留学生，其所以进入大学后，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不适应，相当程度而言，很多人出问题，正是因为生活上不能够自理，从而造成学习上跟不上去的。这一类的问题，公平地说，对于小留学生而言，并非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确实不应该在那么幼小的年纪出国。在他们那样的成长期的年纪，在生理、心理、身体等各方面都还需要父母的呵护的时候，却被弄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既要生活自理，还要挑灯夜战攻读大学，那真的是难上加难啊！而具体到郑雅笠而言，相对于他同时出国的其他几个同学，显然地，问题就出在来了他自己过于娇气的问题上。他确实输在了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这点上。他把大把的预习功课的时间，浪费在了吃饭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上，从而在关键冲刺的时刻，败下了阵来！
在海外留学，尤其对于小留学生而言，孩子懒不懒、娇气不娇气，生活能否自理，在某种程度而言，是小留学生在海外留学能否顺利和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中西教育体系迥然相异的很多问题，也是造成留学生因为难以适应，从而败下阵来的一个因素。
显然，郑雅笠不单是败在了生活不能自理上，另一方面，在心理上和教育文化氛围的理解上，他还是习惯于中国教育那种上大学之前高考难，而考上大学后就可以安然无恙地躺进了保险箱一样的中国教育文化模式。对于海外留学生，或者移民而言，处于中西文化交汇地带，出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正常心理，总是在两种文化、国家法律和社会习俗方面，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东西采纳，而选择不利于自己的东西抵触和逃避。郑雅笠正是这样，以为在加拿大留学，可以逃避中国高考的艰难，而在进入大学之后，又以为可以象中国的大学那样，安逸地躺在大学的校园里，不用担心能否从大学里毕业的问题。两种教育体制中，他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方面。从而没有预料到事实正好相反，在加拿大进入大学容易，但是，要从大学里读出来，却远非易事，从而，在心理上完全不适应加拿大的教育制度，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第一代中国移民的眼里，尤其是那种带着在中国念中学的孩子出国的家长眼里，他们的孩子既在中国接受过中小学教育，现在，又到西方来接受大学的教育。于是，那样的孩子，往往就会在家里出现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那就是，当孩子和父母出现矛盾时，孩子往往就会拿西方的人权来对付自己的父母，要求和伸张自己的权力；但是，反过来，这些孩子在需要依赖自己的父母时，却不是按照西方文化的习俗，要求孩子在成人以后就独立自主，到外边去闯世界，利用假期，但外边去打零工，到咖啡店、超市打工挣钱。这些孩子不是象西方孩子那样，而是是按照中国的习惯，向自己的父母伸手要钱。这样的现象，不单是对于孩子而言，对大人来说，也有类似的现象。那就是享受着西方社会的福利，却不愿意付出。类似的问题在税收、牛奶金、失业救济补助、退休金及老人金等等方面，不胜枚举。
中国过来的留学生，在他们进入这边的大学生活时，在思想上，对这边的教育体系，脑子里太过于虚浮浪漫，缺乏踏实细致真实的了解。一段时间，在多伦多大学什嘉堡分校，和郑雅笠的境遇差不多的好几个中国留学生，就不期而至地凑在了一块儿。三五次之后，大家就经常在图书馆和咖啡店里相聚，开始抱怨和说些泄气话来。
一次，在图书馆附近的草坪上，郑雅笠身边几个在多伦多大学因为读不下去而即将面临辍学的孩子，就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当时，来自湖南的高个子水桶身材冬瓜脸的王湘北就对大家说：
“来到多伦多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块儿讨论出国的问题。这几个同学，在学校虽然不是什么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是，还是自认为在中学里数理化比较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几乎一致认为，西方学生的数理化普遍很差，就是有些人说的，连个九九表心算都不会，简单的加减乘除都要用计算机。总之，在我们的脑子里，都以为西方的教育，是人性化的教育，教育方式都以人为本。感觉是让学生边玩边学，没有什么压力。学生在学校的成绩，全靠个人的自觉。我们认为，西方是素质教育，中国呢，则是应试教育。我们认为，西方人贪玩，学习不刻苦，甚至成绩很差，基本功没有我们中国学生扎实，尤其是数理化，中国人一定比西方人厉害。现在，等你真的来到这里后，才发现，在国内的那些看法完全不真实，甚至是谎言。真实的情况就是，西方的高等教育比中国还应试，加拿大学生勤奋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学生。所以，一进入多伦多大学，谁会想到，几乎每周都布置作业，而且还要计分，老师讲课的进度超快，一堂课下来，厚厚的一本书，几十页就翻过去了，感觉到自己被搞了一个措手不及，根本跟不上老师的进度。几个星期下来，整得我哈起象杂猪（湖南土话：傻得像头猪），一阔湖（一塌糊涂），何得了（怎么办）？”
郑雅笠说：“那倒是，来加拿大之前，我以为，在加拿大，念大学时，作业可以随便做不做。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作业必须做，必须交给老师。而老师呢，对每次作业的批改和打分，都要计入成绩。 每次作业，都会按照对错打分，记出成绩，最后，和所有平时考试，期末考试，一起累加起来计算总成绩。如果平时你的作业出错，就要扣分，不交作业，那就没有分，就会严重影响你的总成绩。这实际上比中国还要严格得多，还要应试得多，等于你几乎每次交作业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考。在国内，平时的作业成绩虽然老师都要批改，甚至你不交作业，问题也不是太大，因为，看重的是最后的考试。这边是要把平时的作业成绩计入最终考试的，这实际上是比中国的应试还要应试得多呀。”
瘦小个子长方脸的成都人张浩说：“这边念书，每周，老师都留给你巨量的作业，周末就让那些作业把你塞满，要你在下周上课前要交上去，交不出来，你又不去找老师提问题，因此而做错题，或者做不出题来，你的作业就会被扣分。每次的扣分，老师那里都会记录在案，最后一道计入总成绩。于是，每周的作业，实际上都是无形中的周考，周考的分数，也是你总成绩的分数的一部分。 期中成绩老师大多是以出勤率来计算，而且占30%，期末考试才是大头 70%。我们吃亏的问题就是出国之前，把这边想象得太浪漫了，读书是一个勤奋艰苦的过程，西方教育显然做得比我们想象的要认真严肃的多，他们有完整严谨非常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得出他们的教育是很轻松的结论。结果，由于思想上没有把这边的读书当回事儿，没有把猫当老虎抓，就整成了现在这样子，一个个变成了瓜娃子【1】，变成了方脑壳！【2】”
矮胖身形，肉登登的肩膀上顶着颗圆脑袋，上边还挂着副玳瑁色眼镜的上海人李亚飞扯着有些女里女气的嗓子说：
“唉，吾（我）的感觉呀，在多大，阿拉为什么学不动，赶不上教学的进度，完全是被国内对西方教育的误导，就是其那（你们）前面说到的，在国内的时候，阿拉成天是应付考试，阿拉三番四次买参考书，兴师动众请家教，弄得阿拉这些小囡苦得来。现在出国了，以为解放了，觉得好像西方的教育，完全就是素质教育，洋人好像并不在乎什么考试不考试的。实际呀，哼，哪里是这么回事情呢？这边呀，才是几乎周周都在考。总起来说呢，学生在大学里，一脚踩进了这个门槛儿，那就是一个考字缠上了侬，三天两头都在考试，小考呀，是一个接一个。考前天天紧张准备，考试时如上沙场，考后又得天天准备。整天呀，侬都是一个考考考，哎呀，人都‘烤糊了’。稀里糊涂地，带着国内阿拉认为中国学生数理化比西方学生好不知道多少倍的心理。嗯，到了这里，才发觉，其实人家比阿拉的底子要扎实和厉害不知道多少倍呢。嗯……每个礼拜要写homework（家庭作业），周周老师要计分，两三个月下来，人家把阿拉扔下了一大截。怎么追呀？侬也追不上去了。平时做作业呢，主要靠侬自己挑灯夜读，老师只是在有限的上课时间，提纲挈领地按照教学进度，讲其那（他）认为重要的部分，下来之后，侬则要把相关章节书里的边边角角仔细看完，看一遍两遍有些时候都还不行。上课就像上战场一样，老师每堂就那么一会儿，一个章节40到50页，稀里哗啦几下子就翻过去了，呼啦啦一阵稀里糊涂的就下课了。老师一拍屁股走人了，侬查拉瓦脱了（你他妈的坏掉了）！侬查拉侬希特勒（你他妈的你死掉了）！至于课上课下的体会和理解，是侬自家的事体（你自己的事情）。一个礼拜三四门课下来，侬得读上百页的不同课本。”
张浩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一直被引进到国门的西方青春剧误导，我老爸是搞电影评论的，我在电话里和他谈到这边的考试，谈到美国电影里，那些学生的悠闲，他告诉我，如果我在加拿大念书按照美国青春剧去做，那就趁早卷铺盖卷回国算了！我问他为什么那样讲，他说，美国近几十年的青春剧。思想核心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的守望者》【3】里，以一个经常被开除的16岁中学生霍尔顿【4】的口吻，塑造出的美国当代文学中最早的反英雄的痞子形象，就是要打破一切传统的东西。那本小说在在1951年出版后，和当时出版的剧本《垮掉的一代》【5】交相辉映，探索和影响第二次世界的大战后的美国文化和政治。 核心理念是拒绝流行话语的价值观，进行精神探索。所以，那个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的形象，就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风靡了很久，对西方后来的文学和电影艺术产生极大的影响，当然，也对教育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郑雅笠问张浩。
“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怎么啦？”张浩瞪大眼望着郑雅笠。
“难怪，你对电影和文学好像很了解。”
“那当然，基本上是家教，我老爸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在社科院工作。还是来说《麦田的守望者》那本小说里的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吧。在西方电影里，都是展示他们在学校里，如何如何瞎扯淡地大把大把的闲聊时间和玩耍状态，表现他们学习懒散，调皮捣蛋，处处是学生和老师的作对，彰显着学生的极端个性，什么逃学，抽烟，喝酒，骂人，性交，等等。经过几十年后，到了现在的极端情况，就是美国隔三差五的，会有一个中学生端起冲锋枪到学校去噼噼啪啪扫射一通，制造出一起起的校园惨案。其实，电影里表现的学生生活的懒散，正是因为学生应付考试压力太大，才会有那样的电影和书籍去发泄他们的不满。就像这个世界实际上到处都充满了不和平，到处都充满了战争，我们才要去表现和呼唤和平一样。学生总是想要逃避考试的，人总不喜欢走上坡路，所以，电影就表达这些。于是，《麦田的守望者》里经常被开除的16岁中学生，那个玩世不恭的霍尔顿痞子形象，就以各式各样的变种，传遍全世界。尤其中国学生喜欢偷奸耍滑，这下子可好了，港台电影里那些霍尔顿的痞子变种，很快就被大陆学生有样学样的模仿。我老爸就是这么说的。”
“你看过那本书吗？”郑雅笠问道。
“当然，后来，我还真的去找了一本英文原版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 (《麦田的守望者》)来看，果然，这本书里描写的那个经常被开除的16岁中学生霍尔顿，确实是现在很多青春剧里问题学生骨灰级的祖师爷啊！满本书里都是‘妈的，混蛋！’（fuck you,you bastards!）‘滚开！’(piss off!)‘妈的！’（motherfuck!）什么的脏话。”
张浩摇头晃脑说得得意时，郑雅笠就插嘴说到：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完全是一个个校园里走的学生，都背着书包匆忙地走向教室去上课，哪有什么嬉皮打闹的？咖啡店里，麦当劳店里，地铁站和行驶的地铁车和巴士里，到处都可以看见学生在埋头专注在电脑屏幕上。图书馆里就更不要说了，安静到了极点，一眼就可以看出，学生专注在学习上，那里能够看见青春片你那些浪漫悠闲的情况。甚至在校园里，很少看见拿出掌上游戏机来玩的学生。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不想玩，而是根本没有时间来玩。”
张浩又说道：“唉，我查过资料，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率只有79.4%，基本上，有20%，也就是说，10个学生里，至少有2个是不能毕业的。嗯……现在看来，这两个人，可能就要摊到老子头上了。唉，当时，我就不该上这个多伦多大学，应该到皇后大学，或者是西安大略大学，或者到蒙特利尔那边麦吉尔大学去。皇后大学的毕业率是89.5% ，西安大略大学是86.6% ，而麦吉尔大学是85%，相对难一点毕业的大学是多伦多大学和滑铁卢大学。滑大毕业率不到八成。我看见的资料显示，加拿大最难毕业的大学Top3（前三名）分别如下：倒数第三是圣玛利亚大学，毕业率只有53.1%，倒数第二是布兰登大学为50.9% ，最操蛋的是温尼伯大学。只有他妈的44.2%的学生能够毕业！就是说，进校的学生，超过一半都不能毕业！”
王湘北说：“考，考，考，整天就是在考， 隔三差五就给你来次考试，之后，又是一大堆homework，都要被老师计算到期末成绩里。前次考完还没有回过神来，后边的考试又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一个累死了，脑壳恩冲筋，脑壳请电打了（湖南土话,形容一个人的脑袋彻底的坏掉）。上课，考试，家庭作业，吃饭，拉屎撒尿，睡觉，写文章，就是干个啥都是一个累。唉，每天都是一个神经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
读书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容不得在过程中有丝毫的懈怠。再往后几周，几个家伙干脆自暴自弃不去听课了，而是跑到外边去抽烟，去看电影，驱车到郊外去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