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压下的救赎希望
——评川沙的《阳光》
2005-10-17 陈晓明
原载 美国《中外论坛》2006 年第4期
（2012-11-26 15:0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晓明 阅读 13266次）
陈晓明，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 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等职。著作：《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本文的审美结构》、《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剩余的想象》、《仿真的年代》、《文学超越》、《移动的边界》、《后现代的间隙》、《陈晓明小说时评》、《表意的焦虑》、《无望的叛逆》 等。
2004年底，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旅加作家川沙的长篇小说《阳光》，这部厚厚的长达500页的作品显然凝聚着丰厚的历史与现实的内涵，它无疑也是作者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精神状况所作的一个回应。川沙曾经在中国大陆长期主编刊物，写诗也写作其他文体。1991年去国到英伦访学，1999年移居加拿大。川沙始终强烈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他试图回答当代信仰空缺的难题。中国作家莫言在为本书写作的推荐意见中如此写道：“他试图用小说探索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试图用小说解构历史并重新建设历史。于是，历史和哲学就交织在一起，波澜壮阔和柔情万种就融会于一炉，过去的痛苦与未来的焦虑就并存于文本之中。”虽然寥寥数语，还是相当准确地把握了本书的思想。在这部书的扉页上写有导读之类的词句，这部书被称之为既是“政治小说”又是“宗教小说”，“男主角在东方政治和西方宗教之间迷茫堕落”。除了“堕落”一词不够准确外，“迷茫”还是道出了主人公的精神特征。“政治性”不过是天然地获得的结果，因为中国现代历史就充满了政治性，任何讲述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的作品，都被打上政治性烙印，作者也没有刻意表达什么政治诉求。宗教性则是作者对中国现实的回应，经历过历史性的洗劫，中国当下的现实可以说具有一种“解放”的特征，精神突然从一个没有绝对压制的状态中逃脱出来，它迅速就投身于实利和欲望的享用中，那么，什么东西可以维系精神不再坠落呢？这部小说寄望于信仰，但它只是给出了需要，并没有给出真正明确的答案。阅读这部作品，依然会让人焦虑不安，承受过如此历史重负的精神，就能在这样的现实途径中走向宗教救赎吗？与其说小说解决了信仰问题，不如说它更尖锐地提出了是否有能力面对信仰问题，就此而言，这部作品意义反倒更为深刻真实。
小说的男主人公秦田出身于中国的革命干部家庭，父亲秦清是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军官，母亲林伊也是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但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家庭推向绝境，母亲被造反派逼迫几乎自杀，父亲关进监狱也危在旦夕。文革后，秦田的父亲官复原职，数年后去世。秦田走过历史沧桑，中国恢复高考，他考上物理系，后来又考上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生，随后到英国留学，做物理学博士后研究。秦田长得英俊潇洒，高大强壮，而且写诗作文，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男子。一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白雁暗恋秦田，但很快又让另一位更美丽的台湾留学生伍芳倾情相投，于是开始了秦田与伍芳的轰轰烈烈的英伦之恋。二人虽然同属于中华文化背景，但一个是国民党的后代，一个是共产党的子弟，他们成长的年代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经验和家庭经验。在他们热恋的二年多时间里，各自的历史，特别是秦田的背后的历史一点点涌动出来。对于伍芳来说，秦田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文化，那是共产文化培养熏陶出来的青年，而共产文化对于台湾人来说，无异于洪水猛兽。伍芳显然是怀着要了解那种文化中的人的冲动接近秦田，奇怪的是他们二人几乎是一见钟情，没有任何文化上的和经验上的冲突或不协调。不适应的反倒是秦田，他从伍芳的虔诚信教的行为中，去反观自己的无神论者的心态。他的心态被历史填满，那些往事不断地从他与伍芳的交往中插进来，使他完全被历史所淹没，小说的叙事其实更多的篇幅是在叙述过去的故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很显然，这种叙事引申出来的是，像秦田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精神支柱？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那是什么样的残酷无情的历史，他如何在他的当下坚持不懈地存在下去？
来自西南山城的秦田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最惨痛的历史。迄今为止，那个山城还留下当年红卫兵武斗的遗迹。2005年4月，我到中国西南重庆，与朋友一起去看了重庆现在遗留的红卫兵烈士墓园。在近效一处僻静的荒芜的树林里，一片陵墓散落在高大的树木间，那些墓碑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这些埋葬的红卫兵大都是在1966年至1967年武斗中死去的，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的中学生和少数大学生，也有一些青年工人。这里埋葬的都是曾经年轻美丽的生命，还可以看到墓碑上写着各种捍卫毛主席的口号，以及为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战斗到底的各种誓言。站在树林和坟墓之间，下午的几抹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透进这个阴森的空间，洒落在弯曲的道路上，拾级而上，一座座坟墓扑面来，矗立在你的面前，有些坟墓修建得相当高大，特别是后来由亲属改建的坟墓，高大得令人窒息，更增添一种悲哀感。走在这样的乱坟丛中，风穿过树木在林中哗哗作响，仿佛诉说着那逝去的冤魂。读读川沙的《阳光》中对西南山城那段历史的描述，更让人深切体会红卫兵陵园留下的历史创伤。
秦田的父亲秦清作为共产党高官，在文革期间作为走资派被关进牢房，他的母亲林伊同样被捆绑污辱，最后试图寻求自杀以求解脱。文革期间那些老干部被红卫兵打死者和自杀身亡者不在少数，所有的人的罪名从根本上来说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忠于毛泽东主席；所有的人都可以一个名义杀死另一个人，那就是以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神圣名义。青年一代的自相残杀也不在少数。秦田就多次被打得半死，有一次还被工人造反派用电线捆起来吊起来打，穆英子的姐姐也就是邹雪妮被打瞎了一只眼打断了一只胳膊，这个曾经美艳惊人的少女成为一个无用的残疾人。而她的男朋友则被另一派的造反派抓住后，装在了麻袋里吊在树上用乱棒打死，很长时间麻袋上面爬满了绿头苍蝇。这已经不只是被政治愚弄的人们的愚昧，而是人性之恶的登峰造极了。对于川沙来说，他并没有偏向于反思文革的谬误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他更倾向于透视人性的恶，在一种政治信念支配下的人性可以任意杀人，那么政治信仰不会是善的根据。那么是什么呢？这一切要归结于中国这个民族缺失宗教吗？这似乎是作者苦苦寻求的答案。
川沙的这部作品当然不只是反思性地重新反省文革大革命，他要写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精神性的痛苦是如何深重地投射在肉体上，而肉体并不能被历史压垮，肉体也要倔强地表达它的纯粹性。川沙的小说中也许隐含着一个奇特的思想，那就是肉体之爱才是至善至美的，那是对政治、历史和道德的超越。小说中写到少年秦田目击父亲秦清与他的奶妈梅姨发生肉体关系的场景。小说中真正写得动人的女性形象就是梅姨了。这个女人在旧社会就是男人的玩物，共产党推翻了旧社会，她作为一个姨太太无家可归沦落到做佣人的地步，因为长得美丽动人，被秦清要来做保姆，成为秦田的奶妈。当然也是秦清泻欲的工具。小说把秦清与梅姨关系写得充满了爱情，是秦清真正爱恋梅姨，而林伊对这一切都默认接受，甚至和平共处。川沙是想要表达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理解和宽仁胸怀？但秦田并不原谅父亲与梅姨的情爱关系，他在内心隐含着对父亲的敌对情绪。秦田对父亲并没有爱，只有尊敬。生长在这个革命家庭，他并没有多少家庭温暖，只有美丽的梅姨集父母亲于一身。梅姨与神父沙圣焕的偷情（小说只是暗示性地提到）也给少年秦田以心理压力。梅姨正是那种中国传统小说中始终出现的淫妇与圣母的同体，她们是男人性欲想象的对象，又是博爱关怀的大地母亲。不管她们多么淫欲，她们都是圣洁的，因为母亲般的养育和无私的奉献，使她们在审美判断上超越了道德，人性的善恶原则让位于阅读唤起的审美同情。而少年秦田始终怀有对梅姨欲望，那是一种恋母情结混淆着性欲朦胧激发的心理在作祟。小说中的一个惊人细节是，在一个晚上，梅姨惨遭红卫兵造反派迫害污辱，她回到屋里，紧紧搂紧少年秦田，并且主动与之发生性关系。这是明显接近乱伦的描写，其合理性可能可以在生命处于非常境遇中来解释。在如此生死未卜的时刻，人的肉体超出理性，超出现实伦理而做出的本能举动。这既是对历史异化的反抗，也是对人性异化的屈从。这到底是对历史异化的批判，还是对肉体之爱的境界的赞颂，令人捉摸不透。
这一切是要写出秦田历史经验中不堪重负的东西吗？有那么多东西他都不能真正面对，他都以肉体反抗的形式非常草率地处理。对于穆英子他也是如此。穆英子的父母亲都在文革中惨遭不幸，寄养在工人家庭。穆英子与秦田两小无猜，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小小的穆英子甚至就立志要嫁给秦田。但文革粉碎她的生活，她的父母为了保护秦清付出生命的代价，穆英子失去家庭，寄养在人家里，在小说中，她似乎始终不知晓自己的身世。回国探亲的秦田发现穆英子已经出落成美丽的大姑娘，但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少女已经堕落，这让他痛不欲生。他规劝她、打她，都无济于事。在一次相互争执中，秦田居然用肉体交媾的方式解决了他的焦虑。徘徊于信仰和精神苦闷边缘的秦田，似乎只有在肉体的行动中才能把历史遗产推翻，才能快刀斩乱麻式的获得当下存在的纯粹性，才能给灵魂以安息的瞬间。
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宗教描写，秦田迷恋的二个女性都向往天主教，梅姨与天主教神父沙圣焕偷情，由此带出了早在秦田少年时代他就接触到西方的天主教，小说不断地思考天主教表达的那些教义对人的精神救赎的意义。也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沙神父自杀，这种描写显然也带有象征性，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基督教对立起来，基督教讲述的仁慈博爱的最后一点火种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熄灭了。小说的另一位女人伍芳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秦田经常随她参加礼拜活动，但他的异教徒或无神论的状态还是让伍芳的教友们忧虑不安。小说中写到米约翰神父不断地说秦田一表人材，言下之意这样的人不信教实为可惜。但那些教义也不时地吸引着秦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参见原书第213页）背负着那么多历史的秦田不断地在思考着精神的依靠，这既是人类性的，更重要和更紧迫的是他这样的中国人的精神依靠。这种思考很艰难也很痛苦。而现实则要他在希望与责任中做出抉择。一边是美丽的伍芳，富有、成功、幸福都摆在他面前；另一面是堕落的穆英子，那是需要他拯救和超渡的。这几乎就是寓言式写出一代中国留学生身处海外的精神状态，穆英子更象是饱含着历史创伤的祖国的写照；而伍芳则是自由民主富裕的西方生活及其价值的召唤。好在这种寓言意图不是太明显，否则真要落入留学生文学或所谓离散文学的老套了。
川沙写作这部小说，正如莫言所说，他怀有野心。他在小说叙事上的结构处理是颇为大胆的，现实与历史反复交错的手法，使这部作品的历史含量相当丰厚，且思想深远。小说几乎写出了中国现代史的深重的政治的创伤，这种创伤投射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上。在面对新的历史抉择的时刻，这些创伤并没有弥合，需要更大勇气去面对历史，去承担现实和未来。小说的细节也相当出色，尽管有些关键的细节还值得推敲，例如，秦田让黑社会的人去砍薛李的手指耳朵之类；梅姨与秦田发生肉体关系；秦田进入穆英子的身体，以及过多的身体欢娱场面……等等，这些描写都不够节制，也与人物的性格以及小说要表达的更认真的主题不和谐。但有些细节还是相当有特点的。在诗人白桦为本书写作的代序中就提到那个手榴弹的细节，那是很精彩的细节，那棵手榴弹是如此生动地总是滴答作响，少年人的张皇失措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小说的叙事中揉进了相当多的诗歌，看得出川沙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诗人。诗意与小说始终流宕着的那种激情相一致，推进了小说流畅叙事，使历史的背景故事与现实的人物的思绪构成一种内在情感思流，也使这部作品在艺术表达上具有了更加强劲的文学意味。
小说试图通过秦田来揭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中国青年，他们再次经历生活更新后所经受的困惑。纵向的历史创作与横向的世界性诱惑，令中国人要经受强烈而深刻的精神震荡。小说因此赋予秦田宽广的性格力量，从整体上来说，秦田具有不少优秀品质。尽管秦田时常有迷惘的情绪，也有陷入怀旧的伤感之中的困扰，甚至也有浮垮的行为（作者或许也要写出秦田的虚假性），但作者还是要把秦田作为正面的有坚定的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物来写。它有果敢的一面，勇于打断历史和冲出现实束缚，正如他对穆英子的行动一样，他用身体解决历史的难题和现实的痛楚。秦田的精神经历过信仰的迷惘和历史的困扰后，终于回到了责任中，勇气、聪明和坚定最终还是凝取于他身上。这部书之最终取名“阳光”，也在于川沙希望给予历经历史创伤的中国人以更多的明朗、信心和希望。尽管对于秦田寻求的救赎之路的合理性，他的精神动力的可靠性我们还会有疑问，但秦田矛盾与困扰，相当深刻地写出了中国人在当今面临的精神信仰难题，以及他们克服精神困局的自信。在当今中国的小说中，《阳光》不仅直面了历史，也透彻思考了中国当代的现实。它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作为一部小说，它不可能解决那些精神性的难题，也没有一部作品真的能够完成，但它生动地呈现了如此复杂的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它们被历史和现实划下的一道道的伤痛，川沙把它呈现在阳光下，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印记和未来之光，救赎之路不是在外来的宗教中宿命式的预先给定，而是在自我的坚定选择中展开。这就是它在今天的意义所在，这就是“阳光”一定要照彻新一代中国人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