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救赎          

——《阳光》代序一

赵毅衡    2004 7 25 英国 伦敦

川沙这部小说，是政治小说，也是宗教小说。宗教是纯粹的非功利的价值，至少在其理想状态中是如此；政治则是各种临时权宜之举的综合，是价值被权利腐蚀后人际关系的朽败，至少在其不理想状态中是如此。

而川沙的小说偏偏就让他的人物群落进了这两种状态之中。这不是川沙的挑选，这是中国现代史自己做的选择。选择的仿佛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难以阻挡的命运。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心理恐怕使现代中国人心安理得地盲目行事；所谓个体在拥抱“时代精神”才得到永生，这使中国人几乎完全失去了追求超越的努力–超越本身成了实践，所以实践中的种种愚行，残暴疯狂，都借“时代精神”而行之。

这样一部中国现代精神史和实践史，今天看上去不仅惨不忍睹，而且千头万绪万般无奈，不知从何说起。一切仿佛天定，一切都是以“人定胜天”的名义行之。而且，更令人恐怖的是，今天的实践可能改了，改成“致富光荣”，但精神一脉相承，依然是唯时尚是鹜。全国人民依然轰轰烈烈无头苍蝇一般在猛追死赶集团冲锋–

“冲向哪里去！？”，这是川沙的深沉忧虑。的确，中国人对现代史缺乏反省，许多应当深思的问题，统统被向前看一句话推开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反思的，不仅是愚行，而是残酷：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尤其是那个长得挺象中国人的国家对中国的酷行永远不应当忘却。但是中国人的自相杀戮，自相迫害虐待，远远超过任何外国加诸中国的程度。

在这里，统计数字会令人信服，却不会令人服气。因为数字太大到最后成了抽象。而川沙描写的人的命运，就强迫我们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

为什么必须仔细反省过去？因为我们今日依然是盲人走黑道，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固然我们可以说，已经拨乱返正，走到国家发展、民生日富的“正道”上来了。这点不可否认。但是我们知道前程吗？没有一条道是可以不辨方向永远走到底，直线前进，数量累加。我们的历史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单向度进步，前程必然有悬崖。

我从川沙小说中读出了这样严重的警告。那些悲欢离合，那些儿女情长，那些生离死别，那些天涯断肠，不都是我们失去了精神向度的结果吗？

社科院文学所的李洁非先生，曾与我有过一场辩论。他的看法是：千年之交，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延伸之日，发现一个大问题：我们没有“精神家园”。李洁非明察到这个缺失后果严重，它必得“威胁到社会的完整性、凝聚力、乃至民族的长远生存。”

但是李先生认为，中国人并非一定要补上“涤罪”这一课，“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让全民信服的宗教，中国文化自适自足，外界文明的输入只不过是微调和补充。”只有在中国“无奈踏上现代化之路时，才远离甚至不得不破坏自己的精神家园。”

所以，救治之方，是回到现代化之前。

我不想在此重复我当日的驳难了。我当时就痛感到象李洁非这样痛感失去精神家园的人，在中国寥若晨星。但是从川沙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家园的问题，将会永远是个问题，认识到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而且，认真一回头来的每个中国人都会明白，那么多“愚行酷行”并非偶然的，而是川沙在小说中如此信服地写到的，是缺少心灵追求的缘故。

那么，笼统地否定现代性，并不解决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取得一个精神向度。在川沙看来，中国人的灵魂就是需要彻底洗涤，哪怕不追求“现代化”，哪怕处于异国他乡。

那么中国人的灵魂有救赎的可能吗？川沙这本小说提出这样的问题，却没有一清二楚地加以回答。出色的艺术作品，本来就是提问而不开药方。当我们掩卷自问，小说已经把我们带到悟境。

 

赵毅衡简介：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

美国柏克莱加洲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主要着作：《远游的诗神》、《新批评》、《文学符号学》、《苦恼的叙述者》、《必要的孤独》、《窥者之辩》、《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引论》、《礼教下延之后：文化学论集》、《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居士林的阿辽莎》（小说集）、《The Uneasy Narrator:Chinese Fi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Towards a Modem Zen Theatre》等。

 

Salvation of the Soul

Chuan Sha’s work is a novel of politics and a novel of religion. In its ideal state, religion’s value lies in its rejection of worldly values. Politics, at least in its less than ideal state, is a mixed bag of compromises, of values and relations corrupted by power.

In his novel, Chuan Sha places his characters in these two states of existence. It is not Chuan Sha’s choice, but the choice of modern China. The choice is made not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but by irresistible fate.

Then, can the Chinese soul be saved? Chuan Sha raises the question but does provide an answer. Great works of art describe, not prescribe. When we close the book with the question still in mind, we find ourselves already immersed in the novel’s contemplative state.

Henry Y. H. Zhao

July 2004

London, England

Henry Yi-heng Zhao: Writer, poet, critic. Ph.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rofessor at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Main works: The Uneasy Narrator: Chinese Fi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Towards a Modern Zen Theatre,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