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日弥撒进行到了第三段第18节的“感恩经”仪式。神父就站在台子上开始咏念感恩经第二式［１］，他念道：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然后，神父又进行第19节“成圣体圣血经”仪式。他曲了曲双膝，张开两臂，挥动他宽大的袖袍向下弹压，示意信徒们跪下。于是，大堂内所有的信徒都就地跪了下来。神父在上面朗声念道：
“祂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祂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祂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祂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那时，秦田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穿白色袍子的年轻辅祭走出来，将一杯红葡萄酒和四个里面装了些薄饼的金色碟子放在铺着白色台布的讲经台上，神父便上前伸出左手，用拇指和食指从碟子里捻起一小片白色透明的薄饼，又伸出右手，拿拇指和食指去掰开那片捏在左手两个指头上的薄饼，他两手四个指头并用地将那片薄饼一掰为二之后，半片薄饼还捏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之间时，就将那手的食指伸向前方，在空中让人不太注意地微微划了一个十字，嘴里又喃喃念了几句什么之后，就将捏在拇指和中指里的薄饼放进讲经台上一个金色碟子里。稍一停顿，就将还捏在左手两个指头上的半片薄饼塞在嘴里咀嚼起来，又用右手端起葡萄酒来，轻轻地啜了一小口，之后，将酒杯放回讲经台上。他抬头看了一眼面前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辅祭，就伸手又从碟子里拿起两片薄饼，递给他们一人一片，看他们放进嘴里慢慢在咀嚼时，再将酒杯端起来递给了两人，看他们一人一小口啜了葡萄酒，又在胸前划了十字后，便转身面对下面的众信徒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开始进行这道程式的仪式，于是，就有三个白袍的辅祭去到神父的讲经台前，他们端走了几个装满薄饼的金碟子，去到下面前排后，就站在三排椅子中间的两个过道口，开始向信徒们发放薄饼。于是，下面的信众们都从椅子上起来，到前面去排好队,领取那些薄饼。
秦田看见,一个个信徒走到穿白袍的辅祭那里,接过辅祭从金碟子拿出来递在他们手上的薄饼,塞在嘴里，一边咀嚼，一边拿手在胸前认真划着十字匆匆离去。又见台子上神父紫色的宽大教袍缓缓飘动，他张开双臂的左右手上，一只手拿着块面饼，另一只手端着一杯闪烁着玫瑰色红光的葡萄酒，他张开双臂的样子，有些像他身后挂在紫红色巨大幕布上的金色十字架，只不过，他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一尊更粗大的金色十字架……秦田看见那尊粗大的金色十字架在台子上缓缓飘动，他看见神父手上的葡萄酒酒杯在闪烁着红色的光泽，他看见身边，原先跪在地上的信徒们都一个个在一片欢呼雀跃声中站立起来，他的耳边，是神父朗朗的银铃般的声音在重复耶稣的话，那声音在一遍又一遍说道：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
……………………’”
那时，秦田感到自己几乎要窒息了，脑子轰然炸开了似的，他感到眼前一片血红，他看见自己满脸是血地、立在那片欢呼雀跃的人中间……他听见自己头顶上，是嘭嘭嘭嘭嘭钝重的敲击声……
他看见，他看见眼前，是一个黑色的硕大的电话听筒，一种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电影里，常常出现在军事指挥所里的黑色的老式电话听筒，只不过，只不过，他眼前的电话听筒，却是在他少年时代的家里，在父亲二楼的他的办公室里，电话听筒出现在当年一个来他们家抄家的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员手上。他看见，黑色的硕大的电话听筒，一下一下又一下，不轻不重，又不重不轻地，不急不缓稳稳地砸在自己的脑袋上……他看见身边那些信徒都还在欢呼雀跃，他听见台子上神父朗朗的银铃般的声音还在重复耶稣的话，那声音仍旧在一遍又一遍地说道：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
……………………’”
他看见了当年的那个少年的自己。他可怕的、血淋淋的样子。他已经被电话砸得满头满脸满胸膛都是血！嘭嘭嘭嘭，耳边还响着电话听筒砸在头上的钝击声，他眼前晃动着的、那个折磨他的人，他头上的绿色钢盔、蓝色的劳保服、手臂上的红袖章、腰带上挂着的一支手枪。
眼前，遥远的、当年的一幕：一个壮实的青年工人纠察队员，手里举着一个电话听筒朝，朝一个17岁羸弱的男孩子脑袋上一下又一下地砸去……这样一幕阴森恐怖、时常在暗夜噩梦里才会出现的图景，现在，却在大白天，在这英国伦敦金碧辉煌的大教堂里，白昼噩梦般地显现了出来。
他记得，那是好几次抄家的其中一次。当他们住家的“三号楼”院子楼上楼下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员时，那些人就把他拖到底楼门口用电线绑了起来，又把他倒吊在门框横梁上，开始用扫帚抽打他，后来，那人就来了……秦田看见他时，感到他是一个好人，是那种满脸憨厚的血统工人的样子……后来……那人就把他拖到二楼他父亲的办公室里……
秦田想了起来，有几天晚上，连续每天１０个小时以上赶写论文，加上那几天总是阴雨绵绵地下个不停时，头疼的老毛病就发作了。有天晚上，当自己头疼得完全不能够自持地躺倒在床上时，就让伍芳看出，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了。而且，之前的两三天，也发生过类似情形，并引得她不停追问，而自己也知道，这一次是再也躲不过去了时，两人就发生了下面一段谈话：
那时，伍芳趴在仰躺在床上的秦田身上。她用嘴吻着他的脸颊，又用一只手去摩挲着他前额问道：
“亲爱的，感冒，感冒，你，这哪里是什么感冒？又不发烧，就是头疼，冒冷汗，还想呕吐，而且，痛成你那幅样子，今天你总该坦白了，很多事情，你都不说，有时候，我看见你，就像个陌生人，你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是什么毛病？说出来我好给你治好，其他的事情，你不要去担心，你只是如实告诉我……你都是我的人了，如果，你也把我当是你的人，是你应该关心、爱护和相信的人，你就告诉我，亲爱的，究竟，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你疼成那样子，龇牙咧嘴的直呻唤，你快告诉我呀！快说，究竟是什么毛病？究竟……你说呀……你急死我了……”
“脑……脑……”秦田嗫嚅着。
“老什么？旧事情？陈年老帐？老什么？”伍芳不知所云地着急问道。
“哎……不是……” 秦田仍旧吞吞吐吐。
“不是？是什么？” 伍芳如堕五里云，心里更急，她的两眼急迫地盯死在秦田的眼睛上，容不得他有丝毫躲闪。
“脑……脑……脑震荡。”秦田知道躲不过伍芳的眼光，他只好说了。更主要的是，他觉得，他应该给她说，他不给她说，又给什么人说呢？
“脑震荡？脑震荡……脑震荡后遗症？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有多少年了？”
聪明的伍芳立刻就刨根问底地联想开了……
“不……不……不……”秦田想说又不想说，竟然痛苦得孩子般眼里汪出了泪水。
“不什么？不……不什么？”伍芳罕有地看见他流泪的样子，一时竟有些慌了神，便忙不叠地说道：
“不什么？唉……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问，不该问，不该问！你不说就不说，唉……我不放心，我担心……唉……心爱的，你痛我也痛啊……我不该问，不该问，不该问！”
“你应该问。亲爱的……”秦田用手去抚摩伍芳的头发。
“那……那……那是？”伍芳有些怯怯地问。
“唉……我不能想这件事情，不能提，一提这件事情，我就伤心。有些时候，想起这些事情，就会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想自杀！杀人！”
“想自杀？！想杀人！？”伍芳见秦田阴郁地那样说时，原先汪在眼里的泪水，就泉涌般顺了两边脸颊流得满脸都是，又听他说道’自杀’和’杀人’的字眼上，就惊讶得用手捂了嘴巴，又抓过枕头上的枕巾，去给秦田搽脸上的泪水。
“是啊！这个世界，有时就是平白地把人逼到一种地步！有时，我想独自个儿跑到海边去号啕大哭，让泪水流个够，流个够……可是……可是……可是我是个男人。我又向谁去述说？向谁？你听了，又能够怎样？你承受得了吗？你一个台湾的女子听了这些事情，听了这些发生在中国大陆那么多年前的事情，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个世界的事情，那些过去了的罪行，那些事情，谁去负责呢？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冤冤相报的事情，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呢？”
秦田从床上推开伍芳坐起来大声地说了开来。
“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她不解其意地问道。
“他们用电话的听筒敲打我的头？电话，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老式的，四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都在用的，就是在中国的办公室里，那种黑色的、老式的、很笨重的电话。”
秦田用双手比画着说。
“什么时候？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要那样？他们是些什么人？”
伍芳着急地一连串问道。
“文革。”
“你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是啊。”
“为了什么？”
“抄家呗。”
“为什么要抄家？”
“那次是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他们就来了。”
“他们是些什么人？你的父母被关在什么地方，监狱？他们怎么了？”
“唉……你对中国太不了解了，和你谈这些事情，有些时候就让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因为你也听不懂，文革期间，中国的共产党干部差不多都被软禁起来，不是关在监狱里，而是关在学校、机关、牛棚里，关在劳改农场里服苦役，写检查。”
“你刚才说，你刚才说到你家里来抄家的人，他们，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军工厂的工人。”
“工人，工人可以抄家？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局的搜查令？那不是就象巴黎公社的第三等级那些百姓造反了吗？”
“对了，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啦。”
“那么，军工厂的工人又为什么要到你家里去抄家呢？”
“中国文革的时候就是那样，没有什么警察局的什么搜查令，照样可以抄你的家，一切都乱了套。文革前很多年，我父亲曾经当过巴京市的工交政治部部长，那个职位的官儿就是主管工厂，特别是军工厂，那些军工厂很大很大，很多就是你们国民党撤到台湾后遗留下来的，有几家军工厂，一个厂里就有四五万、甚至更多的工人，所以，文革时，父亲就被轮番地用大卡车押到那些工厂里去斗争，最大的场面是下面有十多万工人，高音喇叭对着他耳朵吼，耳膜都震破了……高帽子是用铁皮做的……”
“抄家的时候，抄家的时候他们把你怎么啦？”
“那次来了４０多个工人，都头戴钢盔全身武装，胸前和手臂上，都戴了造反派的红色袖章和胸章，他们抄家时就用冲锋枪比着人的脑袋，把楼下炊事员雷伯伯一家人，档案局局长邹知远叔叔一家人，还有家里保姆梅姨，都关到楼下饭厅里，他们说我是走资派的独生子，要让我吃点苦头，就用他们带来的电线，把我五花大绑地反绑起来。先是押着我在楼上楼下地到处搜查。后来，就来了一个腰带上挂着把’五·四’式手枪的工人，他指挥几个人，把我倒吊在底楼进门的门框横梁上。一会儿正吊，一会而倒吊。”
“啊–啊–我的可怜的……”
伍芳看着秦田讲话时比划着的手，又听他讲到把他吊起来时，就张大嘴尖叫了一声扑在秦田身上，她用手去摩挲他的脸颊，看见他脸颊上都是涟涟的泪光……
“后来，后来就来了一个其中看上去最老实的人……最老实的……最最老实的人……我从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直到了今天我也弄不懂，弄不懂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要那样干？”
“他干什么啦？”
“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他……他……那时……那时……那时我才只是个１７岁的男孩子啊！我才１７岁，我那时是刚好在抽条，在长高，又瘦又长……现在想来，那么多年都过去了，他怎么下得了那样的狠手？他的样子，直到了今天，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他……他就象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
“他怎么啦？他把你怎么啦？他”
“那个人，我就是到死的时候，也记得他的摸样，可是，就那以后，我就永远地没有见过那个人了……我倒是很想见到他，问他当时究竟是为了什么要那样地对待我？”
“他……他把你”
“他……”
“他究竟把你”
“他长得高大健壮，方脸盘、圆眼睛，一眼看上去，像是个很老实憨厚善良的人，当时，我正被倒吊在门框的横梁上，下面几个人拿家里的扫帚在抽打我，很多人在拿我取笑。那时，他就朝我走了过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来给我松绑的，因为，他腰带上也撇着一个牛皮手枪套，枪套里插着一支勃郎宁小手枪。他走过来的时候，那些人就不敢拿我取笑了。我知道他是个头目，但是，又不是那种大头目，一个小头目的样子，因为，因为他的样子，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人的样子。他走到我面前，叫那些人把我从门框的横梁上放了下来。我还以为他要放了我，没想到，他竟亲自动手用电线把我绑得更紧。你想想，一个又瘦又长的１7岁的孩子，他绑住我的双手后，又使劲地从我的背后向上倒提，我听见身体里发出嘎啦的、撕裂开什么的响声，当时，我就在肩臂某处被剧烈拉扯下的巨痛中，全身冷汗地昏死过去……那样，我的双肩就受到了永久性的致残……”
“天啦……”
伍芳那时已经是听得全身不停地颤抖着，又两腮挂满了泪水……她泪眼模糊地看见秦田站在床边，抬起双手向上向后挥舞着手臂说：
“这样，这样，你看我的双手，不能够反向地使劲向上向后抬，和挥臂拉伸……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体，看上去很棒，很虎背猿腰，也很伟岸地招女人喜欢，那是我上大学后的发奋，我立志要把身体搞好，我立志……但是，残了就是残了……这肩臂的地方就是残了。可能老了更难受……”
“头……头……你的……”
伍芳又哆嗦着，眼泪涟涟地用目光示意着秦田，让他讲他头上脑震荡的事情。
“是的，残了就是残了，很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我打排球篮球时弹跳很好，因为我高，而且，又不太胖，不胖不瘦吧，但是，在三大步上篮扭身，特别是向侧，向后，扭上身，抬胳臂到一个角度，扬手投球时；还有打排球在网边弹跳起来，向后挺身，再向后挥大臂，扬手大力扣杀的时候，在那两种时候，问题就来了。胳臂伸不直，就是说，伸不到位，关键部位失去弹性和作用了，一伸直就巨痛，球队里的人不理解，我又不能够说那些事情。弄得大家都不高兴，我心里更难受……在学校里，单、双杠很多动作也不能够做。但是，我还是坚持做。我十分痛苦……唉……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关键是他拿电话听筒来敲打我的脑袋……他把我单独关在二楼我父亲的书房里，他就用我父亲书桌上那部黑色电话的听筒来敲打我脑袋，听筒很重，是六十年代那种老式电话，我在这儿伦敦的跳蚤市场，和很多卖古董的二手商店里，都见过类似的老式电话，那电话就是国民党时期，美国人送给他们的军用品遗留下来的东西……我每次一看见那样的电话，就会想起那些往事，那个人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噩梦里，他的样子也时常会出现在我面前……他是那种圆头圆脑，脸又是方脸盘的样子，他脖子很粗，象举重运动员，或者是车站码头扛麻袋、大木箱那种干体力活的工人的脖子，他整个人的样子，就是个血统工人的样子。其实，我心里还是很同情和可怜他，和他那个阶层……一望而知，他是个受过很大冤屈和苦难人。有点像中国电影《白毛女》里的杨白佬，或者是杨白佬的兄弟和儿子的样子。他是属于那种工人，那种受压迫工人典型的样子，一眼看上去，憨厚老实，苦大仇深，没有什么文化，全世界劳工的标准形象，面部轮廊有点像德国女版画家凯特. 蔻维兹（Kathe Kollwitz）[2]的作品《农民战争》中的那一类人物的面部的版画形象，就是那种在版画刀笔下，又粗又硬反差强烈的线条，那种人，一般都不太修理边幅，总是一副蓬头垢面，眼里闪射着执拗的近乎有点歇斯底里光芒的样子……”
“唉……谈到痛苦的事情，你都是个艺术家，唉……亲爱的……唉……我怎么现在才知道，你竟然受过那么多痛苦，这在我们生活在台湾的，象我这样大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唉……亲爱的……亲爱的……”
伍芳边呜咽着说话，就边用嘴去亲吻秦田的额头，秦田又继续说道：
“他一边用电话听筒敲打我的头，一边还口里在念叨着什么，他眼里，一看就是在回想着什么往事，他就那样地想一阵子，就又在我的头上敲打一阵子，他是在念叨什么人的名字，是在反复地念叨着几个人的名字，念一个，就在我的头上敲打七八下，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但是，都不太重。但是，你想想，你想想那样的电话听筒，那样的电话听筒即便是现在拿来敲打在象你我这样大人头上，你也可以想象到有多痛。那样，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够感觉到疼痛，感觉到，他敲打在我脑袋上时嘭嘭嘭嘭的声音，声音每响一下，我就疼痛一下，就那样直到我的感觉消失，就是说，电话敲打在头上已经不是疼痛，而是麻木了……有一阵，我疼痛得倒在地板上打滚儿，我就乱喊乱叫，他不准我喊叫，就拿毛巾来塞住了我的嘴，我吐出来，他就从他的枪套里，掏出手枪来对准我的嘴巴，我吓坏了，我以为他要开枪打死我，就不敢再往外吐毛巾。其实，他不是用手枪来打我，他是用手枪的枪筒，来顶在我嘴里的毛巾上面，把毛巾往我嘴里捅。当时的情形很吓人，我看见，他握手枪的食指就扣在扳机上，他的眼睛完全就像疯子一样闪闪发光……其实，他倒是一枪把我干掉就算了，因为当时的情形真是生不如死……”
“唉……唉……我的天啦……呜……呜……”
伍芳呜咽着哭出了声音。她用嘴去拼命地满头满脸亲吻秦田……秦田继续说道：
“要命的是，他用电话听筒敲打我时，不是抡起胳臂来暴打，是慢条斯理不急不缓一下一下地打，简直就不是打，是敲，是敲东西，而不是敲人的脑袋……他嘴里念念有词地轻喊着什么人的名字，他看见，我脑袋上的血水，从皮开肉绽的地方，顺着额头、眼睛和脸颊，流到脖子，又流到胸膛上，我隔着眼睛上面自己的血水，看见他整个人，和所有东西都呈红色……他看着我身上的血水，再把电话听筒上的血水拿到他自己眼前，一眼又一眼地看着，他眼里，就露出一阵阵疯狂和报复的喜悦，和让人看上去很恐怖的目光……即便是现在去回想，他那时真该打死我，打死了，就算刁球了，我还要感谢他，这个世界太肮脏……后来，他看见我昏死过去倒在地上时，还不停手，他把我抱起来，让我站立在他两腿之间，他坐在沙发上，我被他双腿紧紧夹住立在他面前，我的双手被倒背在背后反绑着，嘴里仍旧塞着上面满是我鲜血的毛巾，我看着，他手里握着电话听筒，就像手里握着一把菜刀在菜板上面切菜那样，不急不缓嘭嘭嘭嘭很有节奏地敲打着我的脑袋。我流汗，流泪，流血……到后来是流尿，最后昏死过去后，是连大便都流了出来……
“最奇怪、和直到了今天，我也不理解的事情就是，我哭时，他一开始还是笑，我越是哭得厉害，他就越是笑得厉害，那都还好理解，他报复嘛……可是到了后来，我哭，他也哭，一开始，我还以为，我是看错了，和听错了。后来，我看见，和听见，他真的是在哭，我呜呜呜呜地哭得出了声时，他竟然也呜呜呜呜地哭得出了声，后来，他竟然泪如雨下地号啕大哭起来……我真是吓坏了……他那时把手枪插进了他的枪套里，他流着眼泪，用手来揩搽我脸上脖子上的血水，又说：’细娃儿，莫怪你叔叔我打整你哟……莫怪……莫怪……哪个让你生在了这个走资派的家庭里哟……你看，你长得细皮嫩肉哦……我……我那娃儿，我那娃儿也像你一样哦，我那娃儿，要是他活到了今天……还有……还有……狗日呢！不说啦，不说啦……算啦，算啦，算啦……狗日的，你还是个娃儿哦，你看，你看，你们屋子的墙壁上镜框里的这几幅照片，这几幅照片上，我看你老爸在延安窑洞门口还穿的是补了疤的军服和裤子，站在你老爸旁边的是朱德和邓小平嘛，是不是？对啦嘛。你也在点头，对啦……旁边这三个是谁呢？恩？这三个是谁？张爱萍、陈毅、杨超？哦，都是些四川人嗦！狗日呢，现在还不都是些走资派！还有这张照片，上面那么多人，上面还有周总理，哦……还有周恩来总理，下面还写得有名字，民国２９年１２月７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茶话会，从左至右：曹禺、田汉、艾青、巴金、周恩来、郭沫若、矛盾、林语臻、老舍，这张照片还马马虎虎、周恩来嘛还算是好干部，这张照片上面，哪个是你们家里面的人呢？哦林语臻，哦，是你的外公，啥子？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的烈士，哦……哦……慢点慢点，恐怕是搞错了，搞错了，我喊个人上来帮我认一认照片上面的这些人。’他就到窗口去喊了一个叫林秀才的人上来。后来，就来了个戴眼镜很斯文的男的。他来把照片一看，就连忙说，’李司令，搞错了，这家人整不得，我都还不晓得，秦清还有烈士背景，你看看这张照片，这个站在矛盾和老舍中间戴眼镜的，是这个男娃娃的外公，你晓不晓得他是哪个？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烈士林语臻，林语臻、金黛烈士夫妇，那么，金黛就是你的外婆了哦？’那个林秀才看见我在不停地点头，就对打我的人说：’你看嘛，天啦，他妈的，这家人是著名的烈士家属哦！这巴京市全城的人，有几个不晓得烈士林语臻、金黛夫妇的哟？还有，上面还有周恩来，还有作家巴金，你晓不晓得巴金，晓得，你晓得个屁！巴金写的《寒夜》、《家》、《春》那些小说，都是为我们穷苦人说话呢，我是最喜欢巴金的书了，这家人是烈士家属，又是老革命，我看就算了，以后关于秦清的事情，我建议我们造反兵团就不要去整，这家人真的是好人！’那个叫林秀才的人说完了之后，打我的那个人才又指着墙壁上另外一张照片对我说’这张照片，这个小娃儿就是你莫？对啦，是你嘛，我看也像是你，狗日，也还是穿的补疤裤子嘛？你这条裤子上面，我看……我看……一个……两个……这下面裤脚上还有两个，一共是四个，裤子上是补了四个疤，对啦，我看是四个疤……衣服……衣服袖子上也补了疤？市委书记的儿子穿补疤衣服［３］？看来……看来你们一家人还不算坏……还真是烈士家属，狗日的……狗日的，我想不通哦……为什么我们那么穷？我们饿死那么多的人？原来，原来你们也不富？狗日的，我想不通哦？……叔叔我今天就饶了你，林秀才是我们军工厂里面读书最多的，他又说巴金是个为我们穷苦老百姓说话呢好作家，周总理也在照片上，你外公也在那张照片上，看来，你们这一家人，还有点儿我们下层老百姓的味道儿，但是……但是……但是狗日的……狗日的……你看，你看，你看，你们狗日的这房子还是住的是金銮殿，我们，我们，我们住什么哦，我们在农村的亲戚，都住茅草棚、猪圈、牛圈哦，狗日呢，在农村里头的人，都狗日呢饿死完球了哦……狗日呢，饿死完球了哦……饿死完球了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他的哭声到了后来比我的哭声还大，那样的情景，更是把我吓坏了，吓得我不敢再哭，吓得我莫名其妙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更可怕的事情……”
“后来呢？后来……”伍芳哭着问道。秦田又说：
“后来，他就把我放了，还命令他的部下，以后再也不要到这栋楼来搜查，也不要再管关于秦清的事情了，他叫人上来把我身上的电线解开，我当时就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了……后来，就永远地留下了这该死的脑震荡后遗症，再后来，学校的造反派又把我抓去打过一次，还把我也戴了高帽子，拖到大卡车上去，陪父亲游过一次街……我记得那个恐怖的场面，在市中心街道两边，都是黑压压的人头，和满街的红旗、红袖章、红色的毛主席像章，还有人们向我们扔过来的石子儿、果皮，和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
“天啦……他们怎么把你一个小孩子也抓去斗争呢？”
“是呀，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混乱失控了，问题是，后来,我和同我一样的一些市里的干部子女,也都疯狂了！形势一变，我们也开始报复，开始乱整，开始歇斯底里地向社会发泄！一开始是偷鸡摸狗，到了后来，抄家抄到了另外人家时，我们也去乱来，一些人还去参加武斗，杀人放火起来，比一般人更厉害！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不在家我养的一只名字叫’小杜鲁门’的狗，就被市委警卫连在市委大门站岗的几个士兵，用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刺死了。我回家知道后，大哭了一场，就约了院子里里外外３０多个最捣蛋的男孩子，在夜里躲在市委大门外好几个地方，等到那几个士兵上岗时，就几十把弹弓一起开火打过去，那一网网飞过去的鹅卵石，和从市人民交通公司汽车修理厂偷来的轴承里抖出来的钢珠，把站岗的士兵打得鼻青脸肿。黑夜里，三五成群的士兵，也手里提着棍棒和皮带（他们的枪已经被红卫兵们缴了械。）来抓我们，我们有些人被抓住后，拖到警卫连去被他们暴打，我们又再报复，机关里，家属院的鸡鸭猫狗兔子什么的，都被我们偷光了……后来，又跑到动物园里，用弹弓打狐狸，打得狐狸在笼子里臭屁乱放，我们就哈哈大笑取乐子，动物园里的几个矮子伺养员冲出来，手里举着长把大扫帚来追撵我们，我们再用弹弓回击。进一步，发展到了用大鞭炮去炸公园里的狗熊，狗熊在凹进地面几公尺的一个旱池子里爬来爬去，我们就扔糖果给它吃，它吃得高兴了，就坐在地上，张开大口，拿眼睛望着我们，让我们不停地扔糖果给它，那样地，把狗熊逗引得失去了警惕后，我们就将点燃了的大鞭炮，照它嘴里扔了过去，它一口就含在嘴里，结果，一声巨响，满嘴喷血的狗熊疯了似的狂嚎着，满池子里乱蹿，一掌又一掌地，噼里啪啦把旱池子里假石山上的石块打得粉碎，公园里的人都吓傻了。猴子们也没放过，被我们的弹弓打得躲在洞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后来，百无聊奈、又满腔怒火（被造反派抄家），还正值青春反叛期的我们，就用弹弓去打玻璃窗、路灯和飞鸟，最后，实在无处发泄，就拿弹弓打人！一到天黑，我们就躲在机关的院墙上，或者是夹竹桃林子里，看谁不顺眼，就用弹弓嗖嗖嗖嗖地射出鹅卵石和钢珠，直打得别人抱头鼠蹿，鬼哭狼嚎般哎哟声连天的时候，我们就乐开了花……
“再后来，当我下农村去当知青那段时间里，赖在城市里不下去的几个小子，竟然胆大妄为地、发展到弄来了十几支高压气枪去夜里打人。他们学着电影里游击队的样子，夜里，就在院子里的高墙上，伸出来十几支气枪，枪筒都瞄准了道路上行走的路人，直打得那段繁华的道路上没有了人烟。最后，搞得警察局出动的事情，是几个家伙竟然打到了法国人头上！因为，他们伏击的地点，正好是一家市里最高级宾馆大门口停车的地方，当时是１９７２年，法国是欧洲最早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那些法国人，是到巴京市来建维尼龙工厂。一帮小子的气枪子弹，就啪啪啪地打在法国人的小轿车玻璃上，因为距离只有十来米，玻璃就打裂了。法国人吓坏了，市里的公安局长更是吓坏了！因为，事情惊动了中国第一夫人江青，便衣警察就立刻满布在了那一片。一帮小子还在那里毫不觉察地’继续革命打游击’哦。其中，一个我们称之为’鸭舌帽’的家伙，他喜欢用气枪去打女孩子，因为是夏天，那天晚上，他看见一个乳房挺起老高的女孩，就瞄准人家乳房开了一枪，哪里知道，女孩突然弯腰蹲身，不知想去拴鞋带还是什么的，那粒气枪子弹就不偏不倚打在了眼睛上，当场，就把那女孩子打得晕倒了在地……后来是一帮小子全被警察局抓起来过堂，竟然还个个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的样子，当庭之上，又是放响屁，又是做怪像说怪话的，弄得审问他们的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说到了底，都是些巴京市里的高干子弟，警察们也知道，弄得不好，哪天一旦他们的父母那些老家伙翻过了身来，不知道还要拿他们怎么办？但是，毕竟是把人家老百姓的女孩子眼睛打瞎了，又是毛泽东主席毛老头的夫人，当时在中国的所谓’红都女皇江青’亲自下的手谕，要求严加查办！所以，无论如何，就弄了几个进去交差，那时，一帮小子又都还只是些１７岁，或１７岁以下的青少年，有些判刑还不够年龄，就撵到少年管教所去了……我要是当时没有下农村去，可能我也就进去了，因为，’鸭舌帽’和我是最铁的哥儿们。现在，现在小子在美国还混出了个人样子，你不是看见他三天两头地给我来电话吗，’鸭舌帽’在旧金山当上了警察队长，小子手下，还管了十几个金发碧眼的洋鬼子警察呢……”
“天啦……你怎么还这么地淘哦……”伍芳破涕为笑地说。
注：
［１］参见：美国达拉斯天主教耶稣圣心堂（Dallas Chinese Catholic Church）《天主教弥撒结构与程式》。
［２］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1867–1945)， 德国女版画家，她的作品中带有反映现实斗争、表现对社会反抗的倾向。她的作品采用强烈的表现主义形式，为社会的不公正、战争和暴力下牺性的人们大声疾呼、伸张正义。代表作品：铜版组画《织布工人暴动》(1894–1898)和《农民战争》(1903–1908)、木刻《纪念李卜克内西》(1918) 《穷苦》（Not）、《死亡》（Tod）、《断头台边的舞蹈》（Tanz Um Die Guillotine）、《凌辱》（Vergewaltigt）
［３］在毛泽东主政时代的中共干部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是相对清正廉洁且身体力行地勤俭而又朴素的。
